唐代文学史上有“元白”之称。那“白”是白居易，那“元”就是我这里要说的元稹。从“元白”的这种说法来看，似乎“元”还在“白”的前头。元白并称的原因很多，其中，创作追求的一致，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他们都主张诗歌的大众化，所以我们在贾岛的故事中引用了《唐才子传》中“元白尚轻浅”的说法。贾岛力主苦吟，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元白尚轻浅”，他们的主张自然是和贾岛不相同的。
元稹字微之，祖先为鲜卑人，世代居住陕西西安，以河南洛阳为郡望，因此有人说他是河南人。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文宗大（太）和五年（公元831年）。
几乎和所有的古代文人一样，元稹也是自幼聪慧。他9岁能文，15岁“擢明经”（以经义取士选拔），补校书郎，后来升任左拾遗。因为他为人耿直，多次因得罪权贵而遭贬谪。首先他被贬谪河南，当了一个尉官，后被召回京城当了个监察御史，不久又被贬为通州司马，元和末年又召回任膳部员外郎，后又贬到江陵。
他与白居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诗歌被称为“元和体”。这种诗歌在当时的东宫广为传播，嫔妃们称他为“元才子”。长庆初年，穆宗即位不久，元稹在江陵贬所结交的崔潭峻向穆宗推荐了元稹的诗歌，他得到了穆宗的赏识，被擢升为词部郎中，在宫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一切制诰、“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因此，他“盛传一时”。虽然他的进身不是公议，“为士类所薄（看不起）”，但他的官职仍在升迁，不久升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又擢为工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是，不久他还是遭到贬谪了，贬为同州刺史。后来又徙为浙东观察史，不久又召为尚书左丞，拜为武昌节度使。最后，他死在这个职位上。所以，可以说，元稹的一生都在贬召之中度过。不过，似乎每次召回之后，他的官位都有所晋升。
关于元稹的故事，那《会真记》的写作恐怕是一个主要内容。《会真记》是一篇传奇文。据传，《会真记》是后世西厢记的蓝本，而且主人公张生就是元稹本人。后来元稹又写了《续会真诗》三十韵。这《会真记》到元代，被董解元敷衍成了《西厢记》。不过这种传说都不见于元稹文集《长庆集》中。元稹即是张生的说法，也不见于他的史传。
“小杜”杜牧
唐代文学家中，有一个被人称为“小杜”的人，那就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杜牧。因为他的诗“情致豪迈，有类杜甫”，而得到了这个称谓。他不仅诗歌优异，文章也享誉史册。《古文观止》收集的《阿房宫赋》，就一直是中国文人的必读之文，不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而且简直就是教科书。那文中对秦始皇动用全国民脂民膏所修筑的阿房宫，作了绘形绘貌的描写，并从那文章中道出了秦代短命的原因。它的名句有“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中肯地道出了一个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的真理。所以这篇文章，不仅为历代读书人所欣赏，也为有远见的统治者所看重。明智君王，都拿它作一面镜子。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一说公元853年。他不仅文才优异，而且见识出众，但他不得重用。
在杜牧中进士以前，他到东都（洛阳）。一次，太学博士吴武陵对主司侍郎崔郾说：“一天，我看见十来个文士合看一篇文章，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杜牧的《阿房宫赋》。杜牧这个人，可是王佐之才啊。”说完，拿出杜牧的文章朗读起来。当他读到“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时候，崔郾就被那文章的浩瀚之气征服了。等到文章读完，他完全明白了作者以大量笔墨描写铺陈阿房宫的用意，原来是总结秦始皇意欲万年统治而二世即亡的原因。他感到文章立意的深刻和达意的优异，不由得大加赞赏。吴武陵说请您给他当个“状头（唐代科举考试进士第一名）吧。”可是崔郾说，状头已经有人了，因此，后来就举了他一个“贤良方正”。这是科举名目的一种，诏举那些能直言极谏的人士。不久他就被派到南方出任江西团练府巡官和淮南节度府掌书记，后来又拜为侍御史，累迁左补阙。经历了黄、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诰，后升迁为中书舍人。在任上，他刚直敢言，有奇节，不谨慎于一些龌蹉小事，而把目光放在国家大事上。他常常发表一些重大议论，准确中肯地指出当前的利害问题。但是，他却得不到重用，因此，常常为之怏怏难平，所以，50岁就去世了。
在儒教文化占主导的中国，杜牧算是性格开放的一个。他“美姿容，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这种特性，在中国文人中，可谓不可多得。
他性格的风流倜傥，为后人留下了一些风流韵事。他曾在淮南任节度府掌书记，当时的淮南已是江南繁华之地，名妓绝色不少，杜牧常留连此中。后来他到了洛阳，司徒李愿家中养了一帮歌舞家伎，各个艺色双全，杜牧很向往。有一次，李愿宴请朝士，因为杜牧的“风宪”（原指御史台，杜牧曾任侍御史，所以用御史台比喻他的地位很高）太高，不敢邀请，杜牧就捎口信给李愿，请他邀请自己。果然，李愿邀请了他。到了李家之后，他说：“听说有一个紫云姑娘，歌舞非常曼妙，是谁？”接着就题诗一首“华堂今日绮宴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袖一时回。”他风度翩翩，意气闲雅，旁若无人。唐文宗李昂大和末年，他去湖州，见到一女子，才十来岁。他说，十年以后我来这里，那时我一定娶她。并“结以尽币”（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和她缔联）。后来他到各地为官。14年之后，他上书请求作湖州太守。但当他再次来到湖州的时候，那女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杜牧非常感慨，写下诗歌一首：“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荫子满枝”。
杜牧的诗，被人评为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是说它圆快奋急。
杜牧死前自己留下墓志铭，并把诗稿都烧了。
才高貌寝的罗隐
罗隐也是“唐才子”之一。他本名横，字昭谏，余杭人（一说新登人）。《中华文学通史》说他生于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卒于梁太祖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辞海》说他卒于公元910年。罗隐才情很高，诗名闻于天下，尤其长于咏史，因此著作颇丰。他的作品散失了很多，但仍有很多作品传世，如《谗书》五卷、《谗本》三卷、《淮海寓言》七卷、《外集诗》一卷等。因为才情高致，他恃才傲物，对于不满之事，多有讥刺，所以多为公卿所恶。他十次参加科考都不中，于是，他就改了名字，把“横”改为了“隐”。
他的才情虽然很高，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长得太丑了。古书说他“貌古而陋”。在他身上的这一对矛盾，给他带来过很大的苦头。当时的宰相郑畋很赏识他的才华。宰相的女儿，幼即好文，很爱读罗隐的诗。宰相以为女儿因慕才而对罗隐有意，就把罗隐请到家中。当她在帘外看到罗隐之后，再也不读罗隐的诗了。
罗隐生活在唐代的没落之时。先有黄巢起义，后有朱全忠代唐。在黄巢起义的时候，他因乱归了故里，不久被任命为钱塘令，有善政。后来被节度使钱镠辟为从事。朱全忠代唐的时候，召他为谏议大夫，他拒不到任，且劝钱镠出兵讨伐朱全忠。后来他累官盐铁发运史，著作左郎，升迁为谏议大夫、给事中。
据说罗隐还有一个特长，他出语成签，就是说，他说的话都能兑现，他有一些预言的能力。如福建书筒滩、玉髻峰有一些异样的现象，都被他说中了。所以，这一带的人，只要见到怪异现象，都说是罗隐秀才说过。久而久之传讹了，就把“罗隐秀才”说成“罗衣秀才”了。
醉吟皮日休、闲散陆龟蒙
晚唐诗人皮日休，湖北襄阳人，曾隐居鹿门山。他字袭美，另字逸少，皮日休生卒年说法不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说他生于公元834至839年，卒于公元902年以后。皮日休嗜酒好诗，因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他为人傲诞，自认是天地间的灵气，因此又自号为“间气布衣”。他以文章自负，尤其善于箴铭一类文章。公元867年，他登进士第，任著作郎，后升迁为太常博士。皮日休虽是“醉士”，但仍然关心时政和百姓疾苦。在年终岁末，官僚像虎狼般地欺压老百姓，弄得百姓无以为生。他作《鹿门隐书》60篇，讥刺谬政，其中有文章说，“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毁损别人的人，其实是在毁损自己；奖誉人家的人，其实是奖誉自己。这道理说得很有辩证性。他又说：“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说明人心的不古，是对当时的一种批评。他又说，“古之置吏（设置官吏）也，将以逐（驱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做）盗”，对古今吏制的优劣揭露得一针见血。
他性情“冲泊无营”，“临难不惧”。乾苻丧乱中，他东出关为毗陵副使，身陷黄巢起义的阵营中。黄巢很赏识他的才能，授予他翰林学士的头衔。他整日惊恐愁苦，欲死不能。黄巢令他作檄文蛊惑群众说：“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合起来正是“黄巢”两个字。后来，黄巢怕他讥刺，就把他杀了。临刑时，他神情自若，人们无不惋惜。
陆龟蒙，字鲁望，吴郡姑苏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中说他生卒年不详，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他卒于公元881年左右。他少年有高致，精通《春秋》、《六经》，善于著文，喜欢谈笑。他诗歌的创作类似江淹、谢灵运，在吴郡享有盛名。他家中藏书很多，又爱读书，没有声色犬马的追求。但他科场不利，参加进士考试不中，他也不再考试了，只和一些名人学士交游。当时的名人张抟就是他交游的主要对象。他们常常游历于湖州、苏州一带。他不愿与达官贵人交往。当他游览到饶州的时候，三天都不去拜望地方官吏。饶州刺史知他到后，率属官去拜望他，他很不乐意，竟拂衣而去。
他平日居住在松江甫里，每日读书著文，写了很多论著。他写了文章，就往箧匣里一扔，一年一年不去过问，以至被人偷了去也不知道。那些偷盗者就把他的文章熟读背诵，并且抄录下来，比赛看谁背得多。
他家有田数百亩，房屋30幢，也是一个地主之家。但是，那个地方，地势低洼，常闹水患。一涝起来，田地就和江水相连了。所以，他虽有田地数百亩，但也常有饥患，因此他也得常常拿着农具躬耕垅亩。他自嘲说：“古代圣人尧舜尚且‘霉瘠’（黑瘦的意思），大禹还‘胼胝（手足上长的茧子）’，他们是圣人，尚且如此，我一介短衣百姓，还敢不勤苦吗？”
他爱饮茶，在顾渚山下，购置了一个茶园，每年的茶租，聊以供他饮用。他还写了《茶经》、《茶诀》、《水说》一类有关饮茶方面的书籍七种。一些好事的人，虽然在惠山、虎丘、松江，仍不远百里“为致之”（给他茶叶）。
他性格孤高，不喜与流俗交往，虽然有很多人去拜访他，他也很少延纳（请进家门）。他不喜骑马。到寒暑合适的时候，他常放一叶扁舟，挂几面蓬席，带上书几捆，茶灶一具，钓具一幅，笔床一张，“敲棹鸣梆”，放舟太湖去了。太湖水面三万六千顷，江天浩淼，水天一色，到处都有他的舟踪。有时他也会到一些河港，但只要稍不如意，他就片刻不留。他这样自由地往来于江湖之上，十分惬意，因此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江湖散人”的别号，有时，又称自己是“天随子”、“甫里先生”。他常说，“汉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也是自己。
后来，朝廷或地方征他为“高士”，他不应召，每日只是苦吟，与皮日休为耐久之交。中和初年（公元881年）左右，他突然得病而终。死后有人写诔文说：“霏漠漠，淡涓涓，春融冶，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大概是说他的闲散和放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