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东阳马生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它的作者是明代的宋濂。宋濂的散文被评为“醇雅和畅”，“诸体皆备”，有一千二百多篇传于后世。它“继承了唐宋古文传统，对明中叶以后的唐宋派有所影响”。（《中华文学通史》）当时人们以能得到宋濂的文章为荣。刘基对明太祖朱元璋说，天下的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而他自己只居第二。《四库全书》评价宋濂的文章说“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威仪整肃的样子），自中节度”。
宋濂是明代的开国文臣之首，以他的学识和文才受用于朱元璋。在他19年的在朝生涯中，朱元璋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他们之间建立了很不平常的关系。深谙儒家礼仪的宋濂，对明王朝竭诚效力，但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一生谨慎行事，尽管如此，最后，他仍然没有获得善终。
宋濂字景濂，浦江（今属浙江省）人，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宋濂在历史上名望颇著，却有一个羸弱的幼年。他是个不足月的产儿，在母腹中只孕育了7个月。由于先天不足，他从小体弱多病，常常昏迷，曾有一连昏迷数日不醒的情况。宋濂个子矮小，清人查继佐称他“体干短小，细眉疏髯”，不是一种健康强壮的样子。但他的寿限不算太短，活了72岁。他虽然体弱，但智力很高，又加上勤奋苦学，领悟极高，少小时期就有“神童”的美誉。他6岁就能一天记诵两千言，9岁就能写作诗歌，15岁时，受乡儒器重。他父亲虽然隐居不仕，但对儿子仍然抱以厚望，给他延请名师指导。所以宋濂很小就受业于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吴莱、刘梦吉，“得《春秋》三《传》之旨（要领，主旨），兼通五经”。当时，吴莱到白麟溪讲学，如不能出席的时候，就由宋濂代为讲授。
长期研读古籍，使宋濂具有远见，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正确的判断。他出生在元代末年，元代已经走过了它的颠峰时期，各种矛盾和现象标志着元代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将尽了。因此，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他虽以布衣被荐，朝廷征召他为翰林院编修时，他以父母年高为由断然拒绝了。为了自保，他隐入了龙门山中，一隐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他广泛而深入地研读儒家经典，学问大有提高。事实证明，他对元朝的拒绝和闭门十年读书的举措是非常明智的，不然，他积累不了那么多的学问，也很有可能成为元朝的殉葬品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元朝已经气息奄奄，但有一股政治力量正在兴旺之中，那就是朱元璋所领导的起义队伍。这支队伍正占领了宋濂家乡附近的集庆（即后来的南京）。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分子，他派使者胡大海重礼厚金召宋濂出山，宋濂便欣然应召了。
出山之后，宋濂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开国文臣的职责，时时处处以儒家的仁政思想辅佐朱元璋。宋濂对朱元璋的辅佐是尽心的，也是具有原则的。在第一次与朱元璋的对话中，朱元璋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第一原则是什么，他回答说是不要随便杀人。
朱元璋喜欢讲述黄石公的《三略》。这是汉代张良的故事。张良弑秦王不成，在屺下遇黄石公，黄石公授他兵书一部，名为《三略》。这黄石公就是人们常说的屺下老人。朱元璋喜论《三略》，就是说，朱元璋喜读兵书，喜谈军事。宋濂看出了朱元璋的这个苗头，就对他说，《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是帝王的大经大法中没有不具备的，希望皇上多多留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皇帝，不能光谈军事，也要多留意帝王其他德行的修养。有一次，都督朱文正犯了事，宋濂对朱元璋说，“曲全亲亲，惟陛下静思”，提醒朱元璋不要因为亲情而有悖于法纪。朱元璋听了，“心然之”，觉得正确。朱元璋问他“王者读何书”？宋濂明确地告诉他应当读《大学衍义》，这是一部讲述修身治国道理的著作。朱元璋听后十分重视，命人把它大字抄写后贴在廊庑上供大臣阅读学习，还叫宋濂给大臣们讲解。宋濂就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人君要以身作则，以礼治国，用教治民，不能只用刑法治人的道理。在给朱元璋讲解这部书的时候，他说，汉武帝嗜好神仙之术，又好边功，几乎遭到了大乱。作为人主的皇帝，主要的是用义理养性，那样就邪说不侵，刑法不是最主要的。
后来他又编纂了历代奸臣的故事，署名为《辨奸录》，分送给太子和诸王，以为借鉴。朱元璋见宋濂学问博洽，人品端正，准备授他以政务，但宋濂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别无他长，只会一点文墨之事，而蒙受您的恩宠。但是我受职无状，要我参与政务，这在我倒没有什么，只怕终究有负皇上。朱元璋也尊重了他的意思，让他当了个文臣。
宋濂一向谨慎从事，他掌握很多朝廷机密，但他深藏不泄，每有奏章，他奏完就将原稿烧掉。他的客厅上高悬着“温树”两字。这“温树”是一个典故，讲西汉孔光的故事。孔光官至御史大夫，当然知道很多朝廷的大事，人们也免不了向他打听。为了不泄朝廷机密，他就书写“温树”两字，挂在客厅上。有人向他打听朝廷中的事，他就指指这两个字，人们就不好再问了。为什么偏偏写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家人有时问他宫廷的温室中都种些什么树，为了养成一个严守机密的习惯，他连这样的问题也不予回答，并且把严守机密这一概念，具体化为这两个字来提醒自己。后人就用“温树”二字作为居官谨慎的赞语。宋濂将这两个字，悬挂在自家的厅堂里，也表示自己如孔光一般为官严谨和守法。
宋濂担任太傅十有余年，对于太子朱标的教导，也是坚持儒学的原则，决不投其所好。在教学中，每当太子的看法正确时，他就用“应该如此”来加以肯定。而每当太子的说法不正确时，他就明白地表示“不该如此”，决不迎合讨好。有一次，宋濂回乡探亲，太子送他一些礼物，宋濂上书致谢，但书中仍然勉励太子“勿怠惰”，“勿娇纵”，仍要“孝、友、恭、敬、进德、修业”。朱元璋看后非常高兴，亲自给太子讲解，而且叫太子回信感谢，自己还写信褒奖宋濂。
宋濂为人诚信，从不说谎，更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问他朝臣的“臧否”（好坏、善恶），宋濂一一列举了他们好的地方。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尽说别人的好话，宋濂说“善者与臣友，故知之”。就是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了解他，他好我才说他好。其他我不了解，不知他好还是不好，所以就不说他们了。宋濂的高尚品德就是这样，实事求是，不迎合，不偏袒，也不回避。有一次，有人上了一封万言书，朱元璋看了很生气，想征求朝臣的意见，朝臣们根据朱元璋的脸色行事，说这是大不敬，但宋濂说，“彼应诏而来，故效忠无他。”朱元璋把那万言书又看了一遍，看出很多可以采纳的东西，就把那些大臣叫来“漫骂”道：“几以膏沃吾火”（差不多就是激我的火气了），“向非宋濂，几不误罪言者”（要不是宋濂，岂不是错怪了进言者了）。所以朱元璋对他评价很高，说他不仅是个君子，而且是个圣人。
宋濂对皇帝忠诚，对国家也很尊崇。他的文章誉满东方，曾有日本使者奉皇帝之命高价求索宋濂的文章，但被宋濂拒绝了。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拒绝，他说：“我是天朝的近臣，接受小小的野蛮国家的金钱，这不是推崇我们大国国体的做法。”
宋濂以他高尚的品行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他们俩甚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宋濂不善饮酒，一次朱元璋和他开玩笑，把他灌醉了。看到他醉态朦胧、摇摇晃晃的样子，朱元璋开心得哈哈大笑，亲自书写《楚辞》一章赏赐给他，并且命大臣们各赋《醉学士歌》，说，让后世的人都知道我们君臣是如此的同乐。朱元璋还亲自为宋濂调治甘露汤，说这汤能治病延年，“愿与卿共之”。
宋濂年老了，行动不便，朱元璋准许他骑马上朝，还写了《良马歌》赐他。朱元璋对宋濂的评价是：“事朕十九年，口无毁誉，身无饰行，宠辱不惊，始终若一，抑可谓贤矣。”为了表彰宋濂的功劳，朱元璋特赠宋濂的父亲为礼部尚书，祖父太常少卿，儿子宋璲为中书舍人，长孙宋慎为礼部序班。这些诰文都是朱元璋亲自写的。朱元璋还和宋濂开玩笑说：“你为我教太子诸王，我也教你的子孙。”
到宋濂告老还乡的时候，朱元璋送他绸缎，并且写着“藏此三十二年，为百岁衣”。这“百岁衣”也就是寿衣。朱元璋还亲手写诗相送，诗中说道“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充满了离情别意。宋濂回乡之后，朱元璋还时时问起宋濂。几个月后，宋濂回朝拜见朱元璋，两人的感情一如既往，宋濂陪朱元璋在偏殿进餐，朱元璋向宋濂询问国事。
宋濂虽然备受宠信，但他的官职一直不高，最高时也只做到翰林学士，是个正五品。以后就沉沉降降，曾降到过七品编修，后来又升为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之后又贬为浙江安远知县——一个七品芝麻官……总而言之，在宦海，他总是起伏不定。但无论如何升降，他对朝廷始终如一。
但是，皇帝的脸也是六月的天，说变就变。而且，朱元璋当政之后，疑心日益严重，他把负责警卫的都督府仪鸾卫改为锦衣卫，经常派他们侦察大臣们的活动，然后和本人核实，如有出入，那说不定就是死字当头。锦衣卫在明代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机构，好多志士仁人、开国元勋都死在他们的淫威和刀剑下。朱元璋就派人侦察过宋濂的行动。但是宋濂对朱元璋很坦荡，哪怕是家事，都毫不隐瞒。有一次，宋濂在家和人喝酒，朱元璋派人去侦察了，第二天，朱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没有，和谁喝的，吃什么菜，宋濂都一一作了回答。朱元璋看回答的和他掌握的都一样，这才高兴了，因为宋濂没有骗他。
宋濂还乡之后，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读书写作。他能够在一颗玉米上写十个字，各个都让人看得清楚。他打算用布衣疏食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余年，可是谁知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他退休之后，每年仍要入朝一次。这年，他因身体不适，经朱元璋批准，他可不参加朝见。但朱元璋把这事忘记了，一见宋濂未到，就派人侦察，看见宋濂正与乡人饮酒作乐，于是雷霆大发，要处宋濂死刑，还是皇太后和太子说情，才算作罢。
不久，宋濂的孙子宋慎因与叛臣胡惟庸有关联，全家受到牵连。朱元璋想把宋濂一起处死，后经马皇后和太子求情，得以免死，但活罪难免，举家流放。71岁的宋濂，拖着老弱病羸之身，跋涉在千里的流放途中，终于不支而倒在了发配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州）的途中——夔州（今四川奉节）。115年之后（1496年）才因四川巡抚马俊的请求，恢复他的官职，允许祭扫，追谥文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