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的《西游记》，自成书以来，在中国甚至世界，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它所塑造的几个人物，生动而鲜明地活跃在无数读者的心中，特别是疾恶如仇的行者孙悟空的形象，永远矗立在中国文学史册的高峰上。可是，这部伟大文学著作的作者是谁，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个谜。有人说它是“华阳洞天主人校”，有人说它是“李卓吾先生评”，都没有说出作者是谁。因为这部作品，在它问世的时候，就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很难说清楚。中国古人比较清高，本来就不爱留名，加上中国古代认为小说是一些寓言记异、不本经传、背于儒术的东西，是一些“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十家之末”的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作者也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西游记》中的故事在形成小说《西游记》之前就已经有所流传，它的最原始的作者是谁，很难确定。总而言之，《西游记》的作者，在很长的时期中，一直没有定论。其中除了上述两种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很有趣，说它是元代人邱长春所作。邱长春是元代初年的一位道士。据说他曾经奉成吉思汗之诏，带领门徒十几人，西行万余里，历经数十国取经，回来后，由他的弟子李志常根据他的口述，写成了一部《西游记证道书》。有一个名叫虞集的人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西游记证道书原序》。序中说，这本书是由元代道士邱长春所作。从此，人们就以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元人邱长春了。其实，邱长春的取经和唐僧的取经是两回事，而据说虞集的《西游记证道书原序》也是假的。所以《西游记》的作者是元人邱长春的说法也不一定可取。
解决《西游记》作者之谜的问题，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有了新的突破。新的看法认为，《西游记》不是元人的作品。它的根据就是《西游记》中所写的官职都是明朝的，因而断定，这部书不是元人所作。提出这个说法的人是一位大学者，他就是今天妇孺皆知的纪晓岚。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个人的笔记，如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丁晏的《石亭记事续编》等。这些笔记中考证说，《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的淮安人吴承恩。但是，这些说法都散在个人的笔记中。古代，个人所写的笔记很多，规模不很大，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根本就很难被发现。那么是谁在众多的古人笔记中发现这一信息的呢？那就是人们更为熟知的鲁迅先生了。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那时鲁迅先生为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将前代学者的看法加以汇集订正考查，在这个基础上，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人吴承恩。文学史上的一个大谜终于被解开了。
吴承恩又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明朝的一位贡生。贡生是地方从秀才中推选出的优秀者进入京师国子监就学的肄业者。也就是说，他的学历不高，既没有中举，也没有入仕，但是在秀才中，他是一个佼佼者。他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祖籍涟水（今属江苏），后来移居淮安山阳（今属淮安），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左右），约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左右），在世82年。
吴承恩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祖和祖父都是专司教育的官员。曾祖父吴铭曾任浙江余姚县学训导。训导是明代县级掌管教育生员官吏的副职。祖父吴贞的官职比曾祖略高一点，是浙江仁和县教谕，教谕是训导的正职。但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就不如他们了，他虽然从小好读书，但由于家境清贫，只读了个社学。社学是明代设于乡社间的一种学校，专收附近子弟入学，入学者可免差役。吴承恩的父亲只上了这样一种学校，但是他喜好读书，无论经史百家，无不浏览。他又喜好谈史论政，为人正直、木纳。他读书常常带着感情，凡读到古代贤者名人的不幸遭遇时，便生出百般感慨，免不了陪着掉泪，因此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半带讥讽的雅号，叫做“痴翁”。这人好读书，但不会生计，家境又不好，幸亏妻室娘家开了个绸布店，后来把资产传给了他，他因此而承袭了妻家的绸布店，于是，这个喜读书又不善钻营的教官世家的后代，就不得不弃儒经商了。因此又可以说，吴承恩是出身在一个由世代书香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吴锐可谓读书不得，经商又不行，在地方上难免受些欺负，以至他的儿子吴承恩也常被人称做“痴人家儿”。不过，这些侮辱，倒成了年轻的吴承恩发奋苦读、立志走科举之途的一种动力。
吴承恩继承了父亲好读书的特点，他从小博览群书，十多岁时就闻名乡里。他的文章写得好，提笔成文，立等可就。二十多岁时，他在淮安知府葛木创办的龙溪书院攻读儒家经典，企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得中高魁。广泛的阅读和刻苦的钻研，成就了他一身的本领。他因而深得知府葛木的赏识，成为书院的“法筵人”。“法筵”是僧人讲说佛法的坐席。“法筵人”似可理解为某一学说或某一单位的首席发言人。不过，他的天赋虽高，又勤奋用功，科举可并不顺利，每次考试，他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这种感情又更加激发了他性格中的迂疏和浪漫。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他的性格更加放任。他曾经和好友朱曰藩把手臂伸到酒炉中，用这种反常的举动来发泄怀才不遇的愤懑。特别是父亲和老师葛木去世后，吴承恩更是深感寂寥，看到年华的易逝和生命的短促，因此常常产生“今我不乐将何为”的感叹。
但是，吴承恩爱读书，而且除了儒家的经典之外，他特别爱读稗史小说，喜听奇闻逸事。少年时代，他常常偷偷地读这类书籍。为了躲避亲长和师长责罚，他就躲到隐蔽的地方阅读。年长一些后，他的这种爱好更加强烈了，积累的见闻也更加多了。他不仅读过一些传奇志怪的作品，还动手写过这类东西。他最早的作品是《禹鼎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说：“吾书名为志怪，益不专名鬼，时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转引自《中华文学通史》第三卷）。看来，他是把人间的众多现象和自己的众多生活感悟寓寄在自己的作品中了。《禹鼎志》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作者的这种写作理念，从此就奠定下来了，这在《西游记》中也都有所体现。
《西游记》是在众多的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部伟大作品。它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高僧玄奘西行天竺国（今天的印度）取回佛经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唐僧取经故事的纪实性作品，而是以唐僧取经故事为依托的一部神魔小说。不过，正如吴承恩在《禹鼎志》的序言中所说，益不专记神鬼，也记人间变异，目的在于对现实生活有些鉴戒。《西游记》的故事，从唐代开始有人记叙。北宋及北宋之前的西游故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有《西游记平话》。唐僧取经的故事，在舞台上也早有扮演。《西游记》是在前代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再行创作的结果。为了《西游记》的创作，吴承恩广泛收集唐僧西去取经，历经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历时17寒暑的种种经历。他游览了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今属连云港），据说花果山就在那里。他还向友人李春芳讨教过道教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上，吴承恩以长期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为蓝本，以明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这种体验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为指导，饱沾着他诙谐戏谑气质的色彩，描绘出了一部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神奇变幻，风格诙谐幽默的神魔小说，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部旷世奇书。
在完成了《西游记》的写作之后，吴承恩又捡起了八股文章，准备再到科场上拼博一番。但是他仍是“泥途穷困”（“泥途”比喻卑下的地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也就是在完成《西游记》之后的第八年，他才补上了一个岁贡生。但是，在进京的应试之中，却仍是名落孙山。他只好到南京国子监再行深造。在那里，他度过了十来个寒暑。在这个期间，吴承恩干了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那就是在倭寇入侵江淮时，他返回故乡淮安，参加了武装抗击倭寇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到吴承恩60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一个县丞的职务，但仍是等级低微，负责管理马匹和粮草方面的政务。这对于他来说，不亚于是一种才智的浪费。而且，不久他又遭到了别人的诽谤，说他有贪污行为，被投入了监狱。释放之后，他辞去职务。后来所幸案情弄清，真相大白，他才又获得在荆王府任纪善的职务。但此时，他年事已高，对于他毕生向往的官场，也逐渐绝望了，于是在1570年他辞职回家了。
晚年的吴承恩，看透时世，淡泊名利，忘却荣辱，游乐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但是他身后凄凉，死后“家无炊米”，身无子嗣，失散的文稿无人收集。还是一个远房的表外孙丘度帮他四处搜集佚稿，编定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使他的一些佚稿得以成集。后来，《西游记》也逐渐问世了，而且传遍中外古今。这或许是射阳先生一生也没有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