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来对苏轼思想的研究
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和处理办法，苏轼的思想因他的人生经历而是复杂多变。苏轼秉承封建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提炼，显示出其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苏轼的思想，研究者看法虽异，但基本达成共识，即儒、释、道三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苏轼的人生和创作。覃召文的《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认为，苏轼的禅佛信仰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刘文刚的《苏轼与道》指出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苏轼对道家思想的发展与传播。从一个侧面阐述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和造就文化名人，文化名人又是怎样发展民族文化，从而显示民族文化的承传。马银华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论苏轼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指出苏轼为中国文人构建了一种可仕可隐、无适而不可的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王红升的《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指出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二、苏轼思想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互相冲突、斗争，经唐代逐渐互相渗透、融合。到宋代，才三教合一成为时代的思潮。虽然三教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最终经几代文人的不断整合，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深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的苏轼，以其才能及复杂的人生经历，巧妙地使三教融会贯通，并使之转化为自身特质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轼的思想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构成，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轼的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作用各不相同。
苏轼的青年时代，就其思想构成来说，已是儒、释、道的多面体了。苏轼从小喜爱读书。他读书“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苏轼自幼信道不信佛，习佛书是在任凤翔签判之后。他在《次韵子由浴罢》中言道：“《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返流归照法，独立遗所嘱”；在《曹溪夜观》中坦言：“山堂夜岑寂，灯下看《传灯》。不觉灯花落，茶毗一个僧”。从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想见他当年习佛的情景。
在43岁（元丰二年）以前，苏轼思想中还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苏轼成长于具有浓重儒学氛围的家庭环境中，祖父酷爱诗文，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是名冠一时的文学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传统的儒家功名理想，嵌入他的灵魂深处，铸造了他独特的思想个性。因而，儒家思想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他对皇帝无限忠诚，“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他从儒家的等级观念出发，认为天下“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所分，不可乱也。”（苏轼《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他对人民主张“均户口”、“轻赋役”，抑制豪强兼并，减轻人民负担。他猛力抨击北宋“苛政猛于虎”，说北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他质问“百姓何由安生”（苏轼《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他主张对内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甚至年轻时的苏轼还排斥佛老思想。他说老庄“更为虚伪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苏轼《韩非论》）；批评老庄邪说，不仅扰乱了君臣之乱，而且损害了仁义道德，并指出：“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可见，佛老思想在苏轼看来，是个乱政败国的邪教。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的积极用世精神在苏轼前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舒亶、李定构陷，经历“乌台诗案”洗礼之后，其佛老思想逐渐抬头。“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文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湖州谢上表》）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的关系，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潜在含义。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却偷梁换柱，反说苏轼愚弄朝廷。苏轼于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被呈阅，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39位大臣名士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况且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令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同时，正直人士如宰相吴充、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身患重病的曹太后均仗义执言，积极相救。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苏轼未判重罪，可以说与幕前幕后积极营救的人密切相关。
“乌台诗案”使苏轼早年接受的老庄思想和后来习得的佛家思想有了发芽、生长的温度和土壤，于是超然物外、清静无为的思想逐渐代替了先前的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他在《初到黄州》言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在《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中发出询问：“鹳鹤来何处？号鸣满夕阳”；在《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中坦言自己已经“五亩渐成终老计”；在《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中言道“何时收拾耦耕身”。以上诗中的句子，无不是老庄清净无为思想在作品中的映射。而佛老的清静无为、安居乐命的思想在《前赤壁赋》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充分。既然“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主为我们安排的，那我们就共同享受这“清风”“明月”吧，这实际上是老庄思想的再现。
他被贬到岭南惠州时，佛老思想的随缘而遇、安居乐命表现得更为突出。苏轼在《十二月初到惠州》中言道：“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贬谪本是件痛苦的事，贤如韩愈，被谪潮州时，“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达如柳宗元，被谪在柳州，颇不愿久在这“异服殊音不可亲”的偏远之地。而苏轼到了惠州时，见这里风景幽美，加之“父老相携迎此翁”和“岭南万户皆春色”，他感到满足了，欣然长叹“不辞长作岭南人”。当然这时的作品中也有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的反映。公元1096年，他的爱妾王朝云病亡，时年34岁。苏轼不无悲伤，但佛老思想使他认为，王朝云的死乃是人生最后的归宿和人生苦难的解脱，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在《纵笔》中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态度超然面对一切。正因为这首《纵笔》诗，苏轼又遭到了宰相章惇的迫害，他又被贬到儋州。儋州，在当时是最边远、最荒凉的地区。宋代，除犯叛逆罪外，京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罪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算是最重的处置。而诗人却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来对待这次贬逐。
据《宋史》本传记载：苏轼“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游，若将终身。”在“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地方，在“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的情况下，苏轼却认为这是“冠平生”的“奇”游。苏轼一贬再贬，历经磨难，如果没有佛老清静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作心理积淀，他是难以承受下去的。苏轼只有以佛老思想“陶写伊郁”，以慰其贬谪之苦。因而，他时常发出“人生如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乐事回头一笑空”的感叹，同时也有“纵一苇之所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往；飘飘然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赤壁赋》），从崇尚自由中获得解脱。正是佛老思想的润滑，使饱尝世事之苦身心交瘁的苏轼依然岿然自立，壮心不已，咀嚼着人生的苦涩和酸痛。
佛老思想在他后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至少有两点：一是佛老思想使他的旷达的胸怀更加宽广，使他处在痛苦险境中，能够齐宠辱、忘得失，排解忧闷，随缘自适，安之若素。这样就增强了他的生活信念，支持了他的政治理想，而不至于全然破灭。二是佛老思想帮助他否定功名富贵，说“功名一破甑，弃置何用顾”，“不羡京尘骑马客，羡他淮月弄风人”。可以说，自从元丰二年后，佛老思想作为他后期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一直到他逝世。
苏轼在元丰二年前，虽然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佛老思想并不是不存在。由于自身遭遇，佛老思想逐渐成长起来，成为苏轼主导思想的同时，儒家思想并没就此灭绝。后期思想中，儒家的安民思想与老庄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一起构成了他后期思想中的积极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是随处可见的。在《荔枝叹》中，苏轼辛辣地指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贱血流千载”；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中更是直面揭示现实社会：“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诗人反对统治者骄奢淫靡，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痛斥汉唐宫廷贵族为了使“宫中美人一破颜”，为了“致养口体”，不顾人民死活，“惊尘贱血”，而命令各地飞车驰传，进献新鲜荔枝。因此招致人民极大愤慨，以至于“至今欲食林甫肉”，来警告当朝统治者不要重蹈覆辙。在进行批判的同时，诗人构建了自己理想的社会蓝图：“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可见，他对社会的批判是与爱民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苏轼后期的思想，实际上还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混合物，不过佛老思想的积极因素在他的后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