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谢挺
“呛便烧”酒，原名糖蔗酒，利用糖蔗渣发酵蒸馏制取。因这种白酒度数高，酒性较烈，谓之呛；又便宜，故称“呛便烧”，70年代曾在北仑广泛流行，成为不少人饭前必饮的酒。
据《镇海县志》记载，1971年为缓解食糖供应紧张，划出部分棉地引种糖蔗2200亩，糖蔗产量1966吨，用土设备加工土红糖，并利用副产品酿酒，镇海制糖始于此。1973年扩大种植至4300亩，产量19185吨。糖蔗产量剧增，促进制糖工业发展。1973年共办土糖厂12家，其中国营县棉花良种场办1家，公社办7家和临江东风大队、湾塘棉丰一、二、三队办4家。当年生产土红糖944吨。1976年起糖蔗面积迅速减少，糖厂也陆续停业。1979年全县糖蔗减至800亩，产量2080吨，12家土糖厂只剩霞浦和临江东风2家，产土红糖155吨。1980年起全县停种糖蔗，2家糖厂亦停产。
据了解，当时糖厂分设在霞浦、新碶横浦、高塘三地。由于年代久远，不少老人经过辗转打听后才发现已经过世。因此记者花了半个多月时间，采访了曾经工作在这些糖厂的数十位仍健在、能联系上的当事人，并走访了镇海档案局，希望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和相关资料，来再现物质匮乏年代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透过文字来品味“呛便烧”酒的浓浓酒香。
镇海烟酒副食品有限公司设立了三家糖厂，落实了四千多亩糖蔗地，新碶算山到霞浦镇东这一片成为当时镇海县最大的糖蔗生产基地
从曾经在各家分厂工作过的老人们处了解到，三家糖厂都是由镇海烟酒副食品有限公司出资建立，主要为了缓解当时国家红糖供应紧张局面和提高公司营业收入。霞浦糖厂1971年开始建厂，1972年开始制作红糖、“呛便烧”酒，1980年关停。新碶横浦糖厂成立于1969年，1974年关停。新碶高塘糖厂成立于1972年，1980年关停。霞浦糖厂为三家糖厂中最大的一家。三家糖厂主要种植品种为“7224”的糖蔗，种植位置选择了海边，主要为了交通运输便利。从新碶算山村到现在的宁波钢铁厂炼焦分厂也就是霞浦镇东村沿海，原来种植的是棉花，后来改种糖蔗，这一带成为当时镇海县最大的糖蔗生产基地。糖蔗种植由各生产大队负责，仰岛湾部队办在礁碶村军民塘的农场也种了300多亩糖蔗。
负责筹建霞浦糖厂的一共有五个人，目前尚健在的仅有两人，分别是当时厂里负责供销的、礁碶村74岁的张金富，以及林大村81岁的陈善根。8月24日，记者通过霞浦街道原工办副主任贺永根联系，在霞浦街道办事处原办公楼见到了两位老人，当时两位老人正参加街道陈华浦社区的书画协会活动，身体都还不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们也是历历在目。
陈善根告诉记者，当时为了原料的收购方便，选择在靠近糖蔗种植地附近筹建糖厂，但筹建所需的砖瓦的运输极不方便；同时由于是盐碱地，水的味道也是有点咸，这给他们日常饮水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附近没有粮食，他们每隔一个星期就从家里带来一周的干粮，累了就在正在修建的厂房里休息，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咸水和淡水混着喝，肩挑手扛硬是把糖厂建立起来。“当时都是30多岁，正年富力强，也不觉得特别辛苦，也是一股激情吧。”陈善根说。
建立起来的霞浦糖厂配备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机器，如全国知名的野马动力机、温州动力机厂生产的发电机、日产30吨的榨糖机等。“先进的机器配置也为后来的高效率生产奠定了基础。”陈善根说。
由于当时工艺相对落后，出糖率并不高，但选用出糖率较高的糖蔗品种和大面积种植糖蔗保证了红糖的批量生产，这也让作为副产品的“呛便烧”酒也能进行日夜不间断批量生产。“当时厂里有300多人，实行两班倒，90%是从生产队抽来的，平均每天工资1元。”陈善根说。
1975年，各家糖厂生产形势很好。特别是霞浦糖厂，当时糖蔗收购752万斤，并且那年出糖率也比较高，共生产红糖25万斤、“呛便烧”酒21万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后来因为镇海烟酒副食品有限公司要进行糖的深加工，关掉了三家分厂，准备在霞浦糖厂原址建立新厂。
就在深加工糖厂的筹建过程中，宁波港务局按照中央指示要在北仑建设码头，而选址就在糖厂附近，在糖厂工作的部分插队知青和村里推荐的村民并入宁波港务局，分配到各个部门，糖厂的发展轨迹到此戛然而止。
将榨出糖汁的蔗渣发酵，使其中残留的糖分转化为酒精，再蒸馏冷凝制成“呛便烧”酒
徐百成作为出纳在新碶横浦糖厂工作了五年，见证了糖厂从兴建到关停的整个过程。8月17日，记者各方辗转打听，终于在北仑中医院见到了他，当时他的一根手指刚因为中风做了一个小手术。他告诉记者，当时在糖厂工作的都是农民，根本不会制作红糖，更加不用说酒了，于是镇海烟酒副食品有限公司就组织了三家糖厂的几位人员到东阳、义乌学习了十多天，而他也是其中一位。“主要参观那边的设备，学习工艺流程，培训基本知识。”徐百成说。学习结束后，镇海烟酒副食品有限公司也请来东阳、义乌的师傅再到实地指导生产。
那么“呛便烧”酒是怎么酿制出来的呢？由于年代久远，不少老人并不能完全记得。记者采访了三家分厂的老职工，根据他们描述进行了综合整理，基本还原了当时的生产流程。在红糖生产环节，糖蔗经过压榨取得蔗汁，用于生产红糖，而蔗渣还残留有一部分糖分。工人们首先将酵母菌与蔗渣均匀地混合，再把这些蔗渣放到发酵池，并用脚踏平。发酵池规格分为4米×5米、3米×5米、3米×4米等，蔗渣踏平后，发酵池用尼龙塑料盖好，用泥土在发酵池沿边封住。
发酵一个星期，蔗糖转化为酒精。然后工人们再把这些料放到蒸馏设备里，蒸馏设备利用锅炉产生的蒸汽来加热发酵后的蔗渣，蒸馏出来的气体通过冷凝管冷凝，每天可以提取200斤酒。一开始冷凝后的酒正常度数一般是在70%，然后随着同一批原料的不断蒸馏冷凝，酒的度数也不断下降。最后当产生30%以下的酒时，工人们就不再继续蒸馏，剩余的蔗渣可以给农家用于烧火。冷凝出的酒按照度数高低在大缸里兑，产生平均50%多度的酒，如果纯度仍旧很高，就用水兑低。
“当时糖厂检测人员在酒兑好后会对度数进行现场测量，符合标准的才可以装进酒坛进行封装。”在新碶横浦糖厂时专门的制酒师傅王海州说。
“办厂不是为我个人，也不只是为了这个厂，是为了能解决国家的红糖供应紧张！”
张金富当时是霞浦糖厂的供销负责人，厂里大大小小的物资采购都由他负责。他告诉记者，第一年他从温州飞云江农场收购80万斤的糖蔗种，然后分送到各个生产大队，同时一些物资的维修也是由他负责。他说，曾经有一次，厂里需要耐火砖，为了节省运费，他自己挑着80斤重的砖，徒步从现在的江北一直走到江东。“不为别的，就想给厂里省点钱。”张金富朴实的话不禁让记者感动。
而最让张金富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紧张的统筹安排运煤经历。1972年，糖厂每天需要消耗8吨煤，供应煤的是长兴煤矿，堆放点大多数在宁波白沙煤场，然后由白沙煤场通过机帆船运往糖厂，运费为5元/吨。那一年长兴煤矿根据计划供货，却把150吨煤堆在了姚江煤场。根据张金富计算，从姚江煤场运煤只能用车运到霞浦车站，然后才能运到糖厂，运费需要每吨27元。因此张金富决定先把姚江煤场的煤运到白沙煤场，再船运，以降低成本。但这也遇到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在白沙煤场堆场定好临时堆放点，二是安排好运输船。张金富首先找到堆场负责人，在他再三请求下，负责人只给他一个晚上时间的临时堆场，如果没有及时移走，后果自负。然后张金富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宁波市船运调度负责人要求船只调运，但当时船数量本身就有限，没有这么多船只可以提供，因此一开始负责人并没有答应。“办厂不是为我个人，也不只是为了这个厂，是为了能解决国家红糖紧张啊。”张金富真诚地说。的确，当时国家煤炭紧张，宁可暂停了别的企业供应，也要把节省出来的煤保证糖厂供应。最后张金富的诚意打动了调度负责人，他把能派的11艘机帆船都派给了他。
张金富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姚江煤场连夜装运，下午三点，张金富来到了白沙煤场，却发现一艘84#货船停在了旁边，把卸下的木料堆在了原来准备堆煤的临时堆放点。这下可把张金富急死了，赶紧联系调度负责人。调度负责人再通知煤场，煤场再赶紧用车拉走，这才空出场地。晚上10点，煤顺利运抵白沙煤场。但只有11艘船，如果没装完，多出的煤也就浪费了，所以张金富大胆地让每艘船多装一点，比如15吨的船装15.5吨，最后在一艘11吨的船没装满情况下顺利运抵糖厂。“煤运抵糖厂的那一天，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下来啊。”张金富说。
收糖蔗定等级一视同仁，不让老实人吃亏
礁碶村77岁的张敏良，先后担任过霞浦糖厂的收购负责人、厂长。担任收购负责人期间，他主要负责收购糖蔗。他告诉记者，收购时糖厂会有5个人在现场，他负责鉴定糖蔗等级，两个人负责记账，两个人负责包扎堆叠。他通过外观观察和测糖分仪器定下糖蔗等级，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对应价格分别为每斤1分7厘、1分5厘、8厘、5厘。
可别看这几分几厘，由于糖蔗数量多，每个生产队动辄几万斤、几十万斤，如果差个等级，这钱差的就是上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较大的数字了。因此在收购现场，常常有生产队因为不服糖蔗等级，而与张敏良吵起来。而张敏良的一个铁的原则就是“一视同仁，不能让强横的人得便宜，也不让老实人吃亏”。
一次，在收购现场，一个生产队的几个大汉围住了张敏良，针对给他们定的糖蔗乙等等级表示不服，一定要让他更改等级。张敏良坚决地予以了拒绝，后来争吵变成了推搡，5个大汉围住张敏良。幸亏当时维持秩序的人赶来，劝开了他们。
而硬的不行，不少人选择了“软磨”。“张大哥，张大哥。”在收购季节，不少人叫张敏良叫得格外“亲切”。不少人还希望通过张敏良的亲戚来提高糖蔗等级。可他们不知道，就是张敏良的叔叔和舅舅投售的糖蔗，张敏良也是一视同仁，该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久而久之，张敏良铁面无私的名气也在霞浦传扬开来，人们对他定下的糖蔗等级也没有了异议。
高塘糖厂曾以出酒率成倍提高名扬镇海县
邱成达当时任高塘糖厂的技术员，专门负责制酒的技术指导。当时，在其他糖厂纷纷引进义乌等地的师傅进行实地指导时，他却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记者，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呛便烧”酒的生产主要靠固体发酵，产量相对较低，100斤糖蔗渣只能出3斤左右的酒，而且产量也不稳定，因此他寻求工艺上的改进。
邱成达是一名知识分子，时常订阅些科技杂志。根据学来的知识，他认为可以用液体发酵代替固体发酵。“用液体喷洒在蔗渣上比原来固体粉末喷洒，更为均匀，也更为方便。”邱成达说。
1972年，邱成达带领的实验小组第一次进行试验就获得成功，100斤糖蔗渣出酒7斤3两，超过一般“呛便烧”酒出酒率一倍以上。顿时这个消息轰动了镇海县，镇海县商业局组织了县里各糖酒厂负责人到高塘糖厂进行参观学习，而这对刚做糖酒厂技术员的邱成达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此后他又再接再厉，针对“呛便烧”酒糖蔗味太浓，会使一些人不习惯的问题，进行了去味改良；针对“呛便烧”酒只有三个月时间生产的短季节性，更改原料，利用番薯渣、番薯干制作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的白酒等等。这让邱成达在高塘糖酒厂小有名气。“我想这与自己平时喜欢看书，研究东西分不开。”邱成达笑着说。
“呛便烧”酒由各供销社分发到门市部和农村小店，成为当时的抢手货
“呛便烧”酒生产出来后统一分装在酒埕中，然后由镇海烟酒副食品公司统一收购，收购价约为每斤0.3元，出售价格每斤0.5元。各地糖厂主要通过船运把“呛便烧”酒运往镇海，而镇海烟酒副食品公司则再通过船运和车运，把“呛便烧”酒发往郭巨、柴桥、新碶等地，由供销社里的批发部分配给各地的门市部和农村小店，老百姓可到门市部和农村小店购买。
张振革是大碶供销社新碶分社的采购人员，由于镇海烟酒副食品公司人手有限，在“呛便烧”酒生产期间，被委派进行收购。虽然已经89岁了，但身体依旧很健康，走起路来丝毫不比年轻人慢。他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讲起当时“呛便烧”酒的市场情况。当时“呛便烧”酒由于是统一收购，因此每家糖厂基本产多少就售多少，不愁销路。
张振革告诉记者，当时物资缺乏，很多紧缺物资是限量供应，而“呛便烧”酒由于价格便宜，口味纯正，受到了老百姓的喜欢，因此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许多人喜欢在饭前来上几两。因为供应紧张，很多时候酒还没上市，已经有人开始向他们打听今年酒产量有多少，价格会不会涨了。
“呛便烧”酒纯天然酿制，喝了口不干、舌不燥，成为当时老百姓消暑解乏又解馋的佳品
当时担任新碶横浦糖厂厂长的史海潮今年已经86岁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记忆犹新，说起来也是逻辑清晰，丝毫看不出是快90岁的人。他说，当时无论是干部还是农民都喜欢在饭前喝上几口解解馋，因此午饭和晚饭前各地门市部前都是排队购买“呛便烧”酒的人。而在门市部里，“呛便烧”酒的出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称好重量装瓶的“呛便烧”酒放在柜台里卖，装“呛便烧”酒的瓶子大多数是玻璃瓶，玻璃瓶也是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凡是能装液体的瓶子基本能在柜台里看见；另外一种则是老百姓自己拿碗、洗干净的葡萄糖注射液瓶来盛，这样价格能相对便宜一两分钱。
为了省钱，当时的老百姓大多数倾向于后者，于是午饭、晚饭前，门市部前就有街上居民和生产队社员拿着家里的各个大小的碗、瓶来买酒，而有些人甚至耐不住酒的香味，刚买好就蹲在地上，边与人聊天边开始慢慢喝起来，往往聊完后就已经喝个精光。
“呛便烧”酒纯天然酿制，喝了口不干、舌不燥，成为当时老百姓的喜爱之物，更是“双夏”大忙时节辛苦劳作的社员们消暑解乏的佳品。每当“双夏”大忙季节，农民们没有时间上街买酒，各个供销社就在下乡送支农物资时，把“呛便烧”酒运送到各个村落，让农民吃饭前喝上几口。“‘呛便烧’酒很受欢迎，当时不少农民用兰花倭豆、花生、毛豆下酒，吃得津津有味。”张振革笑着说。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们自产自喝白酒就已经开始，后来柴桥东风酒厂生产的白酒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呛便烧’酒是第一个利用糖蔗生产的废弃原料制成的副产品，因此价格也比较便宜，可以说是贴近了基层老百姓的需求。”宁波市酿酒工业协会会长傅勤峰说。
（本文摄影：谢挺）
（2011年9月14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