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余芬 通讯员 沈琼云
以前，他们常常两脚泥，一身粗布衣，身背药箱，头戴草帽，与农民同吃住，共劳动。他们是农民，也是医生。现在，他们仍旧没有穿上白大褂，靠的最多的依然是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用的还是最为朴素实用的治疗手段，却满足了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他们就是村民口中的“赤脚医生”。
时过境迁，“赤脚医生”如今有了新的称呼——乡村医生。但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他们始终是农村卫生工作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据统计，目前全区共有村卫生室187家，在册乡村医生190人，其中已经有6人进入社区卫生服务站执业。
上世纪60年代，“赤脚医生”出现在农村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名词。建国初期，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严重向城市倾斜，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恶劣，各种疾病肆意流行，“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普遍。1965年，毛主席作出了“六二六”指示，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深入千家万户、田间地头为农民看病。很多医学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还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培养出了一大批“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们半农半医，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曾一度被认为是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并称的我国农村医疗服务的“三大法宝”。
在那个年代，社员每人每年需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赤脚医生”的日常工作开支，这样社员一家就能在村保健站、卫生室的“赤脚医生”处免费享受个人疾病治疗及疫苗注射、免疫药物发放等公共卫生服务。“赤脚医生”则边看病、边务农，根据所做的工作计工分，由生产大队支付相应的薪酬。这就是当时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1969年，镇海县各公社普遍举办了“赤脚医生”训练班，全县共培养了727名“赤脚医生”，每个大队都有1至2名。
上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的称呼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医生”这一称呼。但是，“赤脚医生”已经深入农民群众的心，正如梅山乡75岁老太洪玉仙所言，“我们就叫他们‘赤脚医生’，叫其他不习惯，感觉特别拗口、别扭。”
他们多是“赤脚人”出身
据了解，我区乡村医生的学历普遍不高，全区现在册的190名乡医中，初中及以下学历29人，占总人数的15.26%；参加过两年培训达到相当于中专学历的有145人，占总人数的76.32%；而拥有高中学历的才16人，只占到总人数的8.42%。事实上，目前在册的大多数乡村医生当年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来源多样，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有些祖辈就是从医的，有些是刚从学校出来放下书包的青年，但更多的是文化程度不高却多少懂点医术的农民。
春晓镇林慈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负责人林和平，当时也是一位“赤脚医生”。13岁那年，他高小毕业，在生产队里当了3年农民，直到1969年被其所在的慈峰大队推荐到三山公社“赤脚医生”学习班参加培训，回来后在大队里当起了“赤脚医生”。
已故的小港街道陈山社区老中医顾孝才是邻人口中的“神仙阿爸”。据其家人介绍，顾老精通数百种中草药药用价值，声名远扬，连上海等外省市的病人也上门来询药。小时候的顾孝才因为家里贫困，小学还没毕业，就扛起锄头下地了。和其他农民不同，他对中草药有着一份独有的热情，因为他有一位先天患疾的弟弟，见到弟弟疾病缠身痛苦的样子，他就十分希望能够找寻到一种药治好弟弟的病。少年顾孝才千方百计托人找来中医中药方面的书本，在忙完农活后，对照着书本，背着竹篓，手握锄头，上山采挖草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顾孝才“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和为弟弟找药的初衷，让他熟悉了许多中草药。虽然弟弟的顽疾无法得到医治，但是，他丰富的中药知识和实际处方治病能力让他成为一名村里村外受人敬重的赤脚医生。
他们半医半农，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赤脚医生’就是半医半农，除了和农民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要为社员治病。按那时的规定，我们上半天当医生，下半天当农民。”现为梅山乡梅港村南汇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贺国藏，曾经也是一名“赤脚医生”。他告诉记者，事实上他们的时间安排根本不是按规定实行的，他们提供的其实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有时在地里干活，锄头还没有握热，就有人喊我去给人看病。”他说，“不管是割伤划伤还是伤风感冒，只要有社员来找，就得放下手中的活，立马给人看病送药去。晚上也是一样，根本不敢深睡，有人来叫就得穿衣出门给人去看。即使在新婚之夜也不例外。”
洪玉仙老人回忆说，那个年代，不管大人小孩，感冒发烧哪有像现在这样有“泰诺”“白加黑”“康泰克”等见效快的西药可以吃，也没有条件打针、挂盐水，“赤脚医生”用得最多的是针灸、拔火罐和自制的草药。
据了解，现在的乡村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既懂中医又懂西医。但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治病防病的重任多得依靠廉价的中草药，因此，几乎所有的“赤脚医生”学会了采挖、自制草药的方法。
“赤脚医生”常年生活在社员之中，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掌握病人的病情资料或家族病史，因此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度很高。“‘赤脚医生’就是我们农民的私人医生。”洪玉仙说。
据有关数据显示，全区在册的190名乡村医生，现平均年龄是56.7岁，60岁及以上占到了43.16%。他们平均工作了36.55年，已经工作30年以上的占了87.37%。极大一部分是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走过来的乡村医生，在村卫生室一干就是三四十年，现多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
林和平，从1969年开始就一直待在村里当赤脚医生。那年，他是16岁的毛头小伙；如今，他已近花甲，膝下有儿孙。这一晃就是41年。梅山的贺国藏于1960年在原宁波市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学习了一年，从那毕业后就开始在大队里当起了卫生员。1965年，他正式担任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经历45年的世事变迁，卫生室地址也变动了几次，今年66岁的他仍旧当着梅山乡梅港村南汇卫生室唯一的乡村医生。同是1965年挑起“赤脚医生”重责的李香定老人今年已是70岁高龄了，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仍坐在梅山乡外墩村卫生室。“在家里也没有事情，还能动，就为大家提供点基础简单的医疗服务。”他和贺国藏一样，像一头老牛，不知疲倦地在乡村医生这块土地上耕耘了45年。
那时他们连接生也要管，现在处理的多是小毛病
乡村医生的工作在农村第一线，除了基层医疗工作，还要担负辖区内的预防保健任务。据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是初级合作医疗的执行者，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在除害灭病、两管五改、地方病普查、天花等疾病普查普治的活动中也总有他们的身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室开始由乡村医生私人承包，他们自负盈亏。那个时候，乡村医生主要负责公共卫生宣教、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治，还要负责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等方面的工作。
“那时候，女的‘赤脚医生’还会帮忙接生。”据洪玉仙回忆，六七十年代，尽管保健站、卫生室的医疗条件落后，但因为交通不便，那时农村的婴儿一般都是通过“赤脚医生”的手接生的，只有遇到产妇难产或其他特殊情况才会拉送到附近的卫生院或上一级医院进行生产。
林和平告诉记者，即使是对付小毛病，他也不敢放松。对没有把握治得好的病，他会推荐在这方面内行的专家医生给病人。因为当时很多人没有出过远门，有些人想出去看病却不识字不认路，林和平二话不说，亲自领着病人去。
现在，不管是农村的医疗环境、设施等硬件条件，还是乡医的医术这块“软件”，都远比那个年代强了，但是，选择在农村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
“农村的交通条件好了，私家小汽车多了起来，即使是坐公交车去医院也很方便。”贺国藏表示，除了像伤风、感冒、咳嗽之类较常见的小病，得了其他稍重的疾病一般都是急匆匆往医院赶。而且现在的病人比从前“金贵”多了，特别是一些小孩，由爷爷奶奶带着娇惯着，一旦发现孩子有身体不适的迹象，就立马抱到医院。
“他们不放心到我们卫生室看，其实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的水平有限，怕给孩子看坏喽。”贺国藏的话道出了所有乡村医生的心声。记者从区卫生局了解到，我区乡村医生基本上能独立开展常见病的诊治，农民得了常见病、慢性病也会首先选择到村卫生室就诊。但由于乡村医生学历低、年龄大，医疗技术更新相对慢，设备条件也不好，农民遇到急性病往往会选择去上一级医院就诊。而近几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后，为方便医疗费用报销，农民群众到村卫生室就诊的情况也少了。
农民依赖他们，农村还需要他们
现在的乡村医生基本还是靠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等设备诊治疾病，无法与大医院的先进医疗设备相比，但是，一旦村民患急病遇到恶劣天气或在晚间，“赤脚医生”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晚上生病爬不起来，他总是随叫随到的。”记者在林慈社区卫生服务站采访林和平时，刚好有一位姓柯的阿姨找他量血压。她告诉记者，就在上个月的一天，她晚上发高烧，头昏脑涨，家人打了个电话给林和平，没过多久，他就背着医疗箱赶来了，“多亏有他，打完吊针，下半夜烧就退了。”
慈岙村村委办公室一名姓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里有几个老人常年抱病，腿脚不便，林和平就经常上门走动，只要老人们有需要他总会尽力帮忙；有些村民在大医院看完病后，配了一些需要注射的药水，就找他来注射；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他就每天按时上门服务。除了慈峰和慈东两社，他还要负责民丰村村民的日常保健。每天下午，他骑着电瓶车赶几里路到民丰村给人治病。乡村医生的存在，为农民看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另外，在治疗费用上面，卫生室或卫生服务站比大医院便宜很多。“去医院看个伤风感冒的小毛病，动不动就要两三百元，即使报销下来，还是贵的。在卫生室看就不一样了，十几元的药就能搞定。”贺国藏卫生室的药柜里放着的多数是便宜又有效的药，一板感冒药才一元多，有些老人来看病只要两粒，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无法想象。
“每次看完病，医生就会问家里的药是否够服用了，如果够的话，他就不配给你了，不叫你多花冤枉钱。”虽然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也能报销不少，但是一些老人的家里会备着常用药，为避免浪费，林和平总会先询问，后开药。“老年人平时省吃俭用，存点钱不容易，能省就帮他们省点。”林和平说。
“当‘赤脚医生’辛苦是辛苦，但哪个行业不辛苦呢？特别是那个年代。干了这么久，没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出去，大家基本上都很尊敬我。”李香定表示，45年来，他深知作为一名乡村医生的责任，“责任大，压力自然也大。”
（2010年11月11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