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虎离山”之计讲的是策动假象，以假乱真，达到机局多变。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调虎离山”之法。
《三十六计》第十五计“调虎离山”计曰：“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返。”其大意是：等待自然条件对敌人不利时再去围困敌人，用人为的假象去诱惑敌人。向前进攻有危险，那就想办法让敌人反过来攻我。
“调虎离山”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用利于自己的天时地利去打击对手，制造人为的谋略引诱对手就范。正面交锋有危险，就设法把对手引出后，在对手不利的环境或其力量薄弱的领域里将其制服。这也叫迷惑战术。
“调虎离山”之计讲的是策动假象，以假乱真，达到机局多变。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调虎离山”之法。他说：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调虎离山，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直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运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
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八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四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假若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十天，就会疲劳不堪。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
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为何正？这主客奇正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传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大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淮南子·兵略》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近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收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痕。”这种方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显得斗志昂扬，迎敌时却勇猛顽强；表面上显得弱小无力，攻敌时却威力无比；部队将要向西行动，却虚张向东的声势。总之要无形无迹，变幻莫测，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运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调虎离山，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鼎盛期也不过三十万人，没有调虎离山，寻求机变战略和战术，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