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虎离山”之计是一条活计。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知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特别“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
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要“如老鼠”，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而蓄养己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所以，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故示强者多败。”本强而示弱，是用兵之虚；而且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越打越强如老虎”。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又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营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驰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待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恃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一般地说，在战场上，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或者说，军事指挥人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之所以能致胜，主要是乘敌不意，攻敌不备。《孙子》说：“奇正之变，不可胜变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
为求机局多变，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曰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运用轻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坚决反对曾国荃顿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反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在战场上如何具体运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但他在另一处说：“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工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指战员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指战员的更高要求。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地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阖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多山用兵识时务，能取区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为师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曾国藩的“调虎离山”之计表明：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
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运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调虎离山，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
但他在另一处说：“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工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