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善于采用“稳”计，以免他人发现行动的痕迹。此一“稳”字，即为“上屋抽梯”之计。曾国藩说：“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对于进军，他的主张是：算成必同时算败，因此必须“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攻取城池，他常采取围城打援之法。对于稳与变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幅箴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对准备攻打吉安的曾国荃再三告诫说：“到吉安后，专以自守考虑，不为攻城之计。”同治二年（1863）11月至同治三年4月，曾国藩五次写信告诫曾国荃说：“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咸丰十年（1860）正月，正当湘军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湘军稳守稳打的战法，关键在于“待以疲之”。待彼劳而我逸，待彼饥而我饱，待彼疲我锐，待彼哗我静，待彼乱我治。总之，待双方力量对比彼消我长，态势彼绌我利，然后攻而取之。曾国藩说：“结硬寨、打呆仗”，“坚忍不出，最为合法”，敌军来攻，“如飞蛾之扑烛，多扑几次，受创愈甚，成功甚易”。曾国藩不但不主张主动攻敌，反而主张诱敌来攻；不但诱使敌人来攻，而且诱使敌人久攻。攻愈久，气愈挫，而守愈久，气愈锐。这种稳守稳打的战法看似呆板、保守，实际却隐藏了无限的杀机：
曾国藩非常反对浪战。所谓“浪战”，就是打无准备、无胜利把握之仗。曾国荃在吉安前线统兵打仗，他告诫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围攻天京前线作战，他反复叮嘱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不浪战，就是力戒那种不知敌我，不知深浅轻重的轻率举动，不打无准备之仗。曾国藩反对“浪战”，就是反对那种带来严重恶果，兵勇不但因浪战而疲惫，而且因浪战对作战玩忽麻痹的战斗。李元度和林源恩进攻抚州，一再攻坚，士兵死伤数百人而城不下，曾国藩立即写信制止说：“足下与秀三之围攻之师，兵力颇厚，惟屡次为枪炮伤我壮士逾数百人，锐气暗伤，最为兵家所忌。”
曾国藩还非常注重活兵与呆兵、重兵与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他评论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是因为“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思变计”，即不知运用轻兵、活兵之妙。“上屋抽梯”之计即为一种活计之妙。当然也是用兵之策。
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合围之道，总以断水路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从前有红革船接济，有洋船接济，今九洑洲既占，二者皆可力禁，弟与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陆接济，则克城之期，不甚远矣。”
曾国藩善于采用“稳”计以免他人发现行动的痕迹。此一“稳”字，即为“上屋抽梯”之计。曾国藩说：“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对进军他的主张是：算成必同时算败，因此必须“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攻取城池，他常采取围城打援之法。对于稳与变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幅箴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