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开花”之计讲的是造势问题，也就是指要善于借助各种因素来为自己壮大声势。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造势的良家，他精选各种“树”，而“花”也布置得相当巧妙。
《三十六计》第二十九计“树上开花”曰：“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其大意是：利用别人构造的局面，布成有利于自己的阵势，最能获得投入少而声势大的优异成果。在高空飞翔，全凭其丰满的羽翼助成气候。
“树上开花”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在竞争形势不利于你的情况下，你将借用其他可以利用的力量，让竞争对手认为你的力量强大，关系网广；使他在迷惑中，你趁机取得竞争的胜利。树上开花之计是既要自己造势，更重要的是利用别人给自己造成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正是此计之妙用。
“树上开花”之计讲的是造势问题，曾国藩的造势手段，前面有论及，即湘军水师的筹建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它的成立晚于湘军的陆师，但曾国藩却对兴办水师倾注了巨大的力量，达到了“树上开花”的效果。
清朝的绿营水师按其军制，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外海水师驻守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内江水师驻扎在长江沿岸各要岸、津口。至咸丰初年，外海水师仍然存在，而内江水师则久已废弛，从长江上游至下游，见不到水师的船与炮，偶尔遇到少数炮船，也不过是在船上装炮以应付时事，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咸丰二年（1852）年冬，太平军在湖北益阳、岳州得到大量民船，确立了太平军水营。攻克南京以后，得民船愈多，遂以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后增至九军。于是千里长江上，太平天国的水营，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芦船，乘风急驶，所向无敌。致使清军不及防，太平军控制了长江水运权。
面对这一形势，清廷要镇压以位于长江下游江宁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就必须控制长江，长江决战的关键当然就要以水师为主，强则用，弱则败。咸丰三年（1853）5月，太平军北渡淮河，南围南昌之际，御史黄经上奏朝廷，请饬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从水上攻击太平军。咸丰皇帝接受此一建议，遂批令湖南、湖北、四川照奏执行。湖南巡抚骆秉璋接到圣旨后，感到甚是为难，便以力所不及为由将其搁置一边。江忠源在出援湖北的时候，曾与曾国藩商议，应兴办水师，与太平军争夺水上优势，由于曾国藩顾忌事情难办，没有付诸实施。乃至郭嵩焘赴援南昌，见太平军水师船支穿梭于江湖之上，进退自如，往来迅速，更清楚地意识到欲与太平军争雄的先决条件，是建立水师夺回舟楫之利。于是，郭嵩焘遂向江忠源建议，与太平军抗争仅凭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多建炮船。江忠源对此极为重视，马上上奏朝廷，请饬两湖、四川造船，并由广东购置洋炮千尊，以装备炮船，兴建水师。咸丰皇帝准其奏议，于是年九月再次督令两湖、四川制造战船，并令广东购洋炮五百尊交湖广、四川，并安置于船上，以便顺江而下，与下游水师夹击太平军。圣旨传到湖南后，骆秉璋便命曾国藩筹建水师。
在筹建水师的最初阶段，曾国藩既无资金，又无技术，只好购买钓钩、小船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暂时充作炮船使用。其后，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广西同知诸汝航来到衡州，经其描述，才使曾国藩了解到拖罟、快蟹、长龙诸船的式样及功用，大大增强了曾国藩筹建水师的信心。
筹建水师所需的大批资金，一直困扰着曾国藩。为解决此一问题，咸丰三年（1853）秋，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作为购船造炮的经费，又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于是曾国藩便在衡州设立制造总厂，由成名标任监督，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诸汝航任监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罟、快蟹、长龙三种船型。在即将赶造完工时，曾国藩将长期在江南办海防的黄冕请到船厂参观。谙熟水战船式的黄冕建议每营添造十只舢板船，其船身短小，运行灵活，适宜在河湾港汊中行驶，以补快蟹、长龙在作战中由于船体大运行不灵活的缺点。曾国藩遂接受此一建议，即刻开工，赶造舢板。
曾国藩不仅对于造船精益求精，而且对于所置炮的质量与装配方式亦很讲究。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出现炸裂。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皆系真正洋庄”。为使水师船只能更好地提高作战能力，曾国藩深入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并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战炮。在湘军水师营制中，对此有着极为详细的记录：
“凡船式炮数，长龙船底长四丈一尺，底中宽五尺四寸。舢板船底长二丈九尺，底中宽三尺二寸；督阵舢板船加长大。长龙船头炮二位，系洋庄（洋炮），各重八百斤、一千斤不等，边炮四位，洋庄，各重七百斤，梢炮一位，洋庄，重七百斤。舢板船头炮一位，洋庄，重七百斤、八百斤不等，梢炮一位，洋庄，重六百斤、七百斤不等，两边转珠小炮二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此外鸟枪、刀、矛、喷筒，随宜配用，以备近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筹备，至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将湘军水师船炮准备齐整，总计有大小战船361号，其中拖罟船一号，快蟹船40号。长龙船50号，舢板150号，战船120号。并装备了大小炮470门，其中购置洋庄炮320门，从广西借来150门。
湘军水师的营制略同于陆军，初期425人为一营，后改为500人为一营，共计十营，营官分别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云、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深来担任。水师营制的具体办法是：
凡水师，每营营官一员，每船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一支，各哨官分领长龙船一只，舢板船十只，合二十一船为一营。快蟹船桨手二十八人，橹工八人，舱长一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六人，共二十五人。长龙船桨手十六人，橹工四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二人，共二十四人。舢板船桨手十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二人，共十四人。一营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八只，增舢板船为二十二只，合三十船为一营，每营共五百人。营官、哨官都在外。
曾国藩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搞起一支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
曾国藩的兵制改革，不但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从“五帝行教，兵由是兴”以来的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兵制改革，是由太平军的强大，而绿营不堪一用这样的情势所“逼”出来的，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加上曾国藩对兵制改革进行了精心设计，因而它的成功，从而造成了所谓“同治中兴”。同治八年5月和8月，曾国藩不无自豪地两次向朝廷上奏《遵旨筹议直隶练军事宜折》、《遵旨续议直隶试办练军事宜折》，这是他对兵制改革所进行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树上开花”之计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