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爱民即能赢得人心，也能造势。曾国藩非常精通以爱民为方法来“树上开花”的态势。曾国藩一世廉洁，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这一方面为民，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造势。
道光二十三年（1843）3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6月任四川正考官，11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苦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劝勉属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予不愿做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作君作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身于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民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民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生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其根本目的是为自己造势，达到“树上开花”之效。
曾国藩不仅对于造船精益求精，而且对于所置炮的质量与装配方式亦很讲究。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出现炸裂。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皆系真正洋庄”。为使水师船只能更好地提高作战能力，曾国藩深入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并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战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