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客为主”之计告诉我们：在处于被动的地位时，要努力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掌握主动权。被动就意味着挨打，居于客位就意味着受人支配。只有摆脱被动的局面，处于主人的地位，才能控制局面，稳操胜券。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官场，曾国藩从不会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主要得益于他的精明之处。
《三十六计》第三十计“反客为主”曰：“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其大意是：找准空隙插足进去，影响或控制对方的要害，继而逐渐发起攻势，就有可能实现预定目标。
“反客为主”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要求做人者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局面为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其做人方法就是客方钻空子插脚进去，掌握其对方首脑机关或要害部门，循序渐进，变客为主；或被动的一方，抓住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即在形势不利时，要等居“客位”的便争取时间，扩充实力，通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过程变被动为主动。
“反客为主”之计告诉我们，在处于被动的地位时，要努力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掌握主动权。被动就意味着挨打，居于客位就意味着受人支配。只有摆脱被动的局面，处于主人的地位，才能控制局面，稳操胜券。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官场，曾国藩从不会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主要得益于他的精明之处。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奉命率军援浙。但石达开七八万人不久放弃了浙江衢州等地，进入福建，朝廷乃三次令他率援浙之师援闽。当曾国藩集结军队，摆开了三路入闽的架势时，太平军却进入了江西腹地。原在吉安的太平军也突围往东，不久，另路太平军则从闽南进入赣南。于是曾国藩在东、南、北三面受敌，不得不把一万多人分为三路，伸出三个拳头，在任何一方都难以获胜。这种被动的局面促使曾国藩不得不深思。
最后，他下决心改变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处境，于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写了一篇著名的《统筹全局析》指出：就全局而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
这是曾国藩通筹战争全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在江西战场上缩回了两个拳头，让自己统领的这部分湘军抱成一团，集中打向赣北，夺回景德重镇，不但立即改变了被动的局面，而且为他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对于攻打太平军的整个战场，曾国藩在咸丰九年也进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在奋力拼搏。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故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金陵在上游的屏障安庆。后来的战局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的这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布置，一时还不容易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还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常说：“我对大利大害，都悉心考究。”他冒着风险，屡次拒绝朝命，虽然原有西防因未获得地方政权支持而办事艰难，东征则因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则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等主客观因素，但基本原因却是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掌握着他，支配着他，使他终于成功了一番大业。
曾国藩十分讲究主客及其变化，注重对战略全局的通盘考虑，如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加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对于曾国藩关于主客的观念，蔡锷曾这么评价道：曾国藩物品重视主、客之说。他认为，防守的军队是主，进攻的军队为客。防守的军队安逸而进攻的军队疲惫，因此主方获胜而客方失败。他尤其强调不要攻坚围城。这种说法与普法战争之前法国军事家的观点差不多（当时，俄国与土耳其两国也盛行这种观点）。他认为出师前的准备工作，应当做得十分周到，认为有一种器械不精良，就不可轻率出兵，如果实力不够雄厚，也不可出兵。这种看法，与今天的战前动员、准备，看法一致。他们以自己军队尽量减少牺牲、击破敌人为上策，而并不在意占领土地城池。这种看法非常精到卓越，与东西方各军事家所倡导的如出一辙。
作战如下棋，应统观全局，统盘考虑，不能因一子之得失而计较，必要时可以“丢车保帅”，甚至“丢车保卒”。
“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曾国藩之所以能探骊得珠，首先是因为他极端重视战争全局。“从大处落墨”。他从实践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军中阅历有年，益和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曾国藩在赣南突围之战，三面受敌，以出于江西战场全局的考虑，果断决定集中力量打一处，虽有小失却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曾国藩同时也十分注重主客之变化，以防为主，以攻为客，以逸待劳，后发制人，这都是从整个战争的时间前后来考虑的，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