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反客为主”，就要有长远的眼光，才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曾国藩是一个目光非常开阔的人，他能把握全局看问题，因而后发制人，取得胜利。
咸丰五年（1855），正当曾国藩受困江西时，两广天地会进攻湖南，湖南巡抚骆秉章向朝廷奏请江西罗泽南一军回湘助剿，罗泽南向曾国藩献策，认为以当时形势而论，必力争武汉而后可保全邻省，不力挽大局，桑梓之邦亦终无独全之理。罗泽南遂授武汉。数年后，曾国藩在攻打天京时，忆及此事，对罗泽南此举十分佩服，劝曾国荃树立审远势、规全局的眼光。他说：“咸丰五年（1855），余率水师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五、六两年不能攻破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它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此次余苦口之言，望弟与季弟（按：曾贞干）审度行之，即日退扎金柱、芜湖，分五千人至湾沚、西河助剿，所以救鲍（鲍超），好所以求张（张运兰），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但他并不因循旧法，拘泥书本，而主张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用兵。他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大军与左宗棠部战于江西乐平，为左所败。左氏专函向曾国藩述及此次战事情况，曾国藩对其部署十分赞赏。次年，曾国荃率部攻打天京，曾国藩特将左氏原函寄曾国荃。但信中说：“左季帅在乐平之战在善于审蓄机兵无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为法，拘左之机以为机，然亦可资参采。”对于古人论兵成法，曾国藩也不迷信。
他甚至说：“久处兵间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合于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尽信。”曾国藩自撰《陆军得胜歌》晓喻湘军将士，于扎营、打仗、行军、纪律、军器、演操等方面概括无遗，通俗简明，切实可用。但自己说：“《陆军得胜歌》不敢绳以古人之法，就吾辈今日所能行者为之。”
又，曾国藩书札中载记，吴退庵拟募2500人，从《廿三史》中钩稽古代用兵之法“为治军蓝本”。曾国藩极力反对，他对李元度述及此事时说：“《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记出矣。退庵若以编辑《廿三史》成书为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曾国藩宣称“古人兵书皆装饰成法”，《廿三史》关于阵战之事“皆浮词伪语，随意编造”。这固然表现出他的狂妄，但也可说明了一点——他对古代兵、史书记载的做法不迷信、不盲从，而主张从战争实际中摸索、掌握用兵的方法和战争的规律。故他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书。”依他自己的解释，“临事而惧”，指戒骄气；“好谋而成”，指无时无事不谋，多谋善断。这说明了曾国藩带兵打仗从实际出发的态度。
两军对垒，有如弈棋。他说：“善弈棋者，常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曾国藩的方针是看着稳慎，下稳慎棋。
咸丰七年（1857），曾国荃刚刚组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针对他的出山之犊的心境，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考虑，不为攻城之计”，“不好小利，不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太平军在天京上游，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嫌太速。我深感忧虑。”根据曾国藩当时设想，围攻金陵，须多路进击，才可收南北夹击的效果。但北岸多隆阿部不愿与曾国荃合作，长江中的水师统领彭雪琴又与曾国荃“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曾国藩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他告诉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我不放心，其他的人也都替你担心。”
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甚至连向朝廷报告攻克金陵的奏稿款式，曾国藩也已为曾国荃设计好了，写信通知了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金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可以说，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实，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问，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纯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作“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见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亟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权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暇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戎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的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部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故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作主，不喜作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曾国藩常说：“我对大利大害，都悉心考究。”
就全局而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