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古今中外凡是有点儿知名度的诗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全都喜酒、爱酒、喝酒、写酒、歌酒、颂酒。
李白说：因为我在酒的世界里寻找到了一个有独立人格、自尊自爱、自信自立的自我，进入到了一个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不受束缚、不受限制的自由天地。用我写的诗句概括就是“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杜甫说：虽然我时有娱情放纵、借酒浇愁，但我在醉梦中也没有忘记苍生社稷国家兴亡。酒可以渲染气氛，调剂情绪，失意时酒是我的驱愁药，得意时酒是我的清醒剂。所以我借酒来调节现实和梦境、得意与失意。用我写的诗句概括就是“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白居易说：经历了官场的险恶，看透了人情的厚薄，酒使我寻找到了无忧无虑的世界。酒丰富了我的闲适生活，也促进了我的诗歌创作。与其将生命耗费于人和人之间的斗争，不如让酒成为退休以后的伴侣。活着时能多一次和好友喝酒欢会，也比死后留一大堆黄金要强得多。用我写的诗句概括就是“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何处难忘酒，天涯话旧情。青云俱不达，白发递相惊。二十年前别，三千里外行。此时无一盏，何以叙平生”。
苏东坡说：尽管我的酒量很浅，一天之内饮酒很少超过五小杯（每杯三钱），但我喜欢看人喝酒，也喜欢陪朋友饮酒，哪怕我手里举的是一个没有酒的空杯。诗言志，酒载情，我饮酒饮的是一种心情。酒激发了我创作的灵感，而我的诗词创作也为酒增添了意趣和神韵。这是一种超越了物质享受的高级的精神享受，用我的诗句概括就是“文章本天成，饮酒自得文”、“饮中真味老更浓”、“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
虽然一千个诗人有一千种关于酒的感悟，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饮酒聚会、吟诗作赋和保健养生三项活动，在诗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创作生涯中浑然天成地融为了一体，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有诗有酒就有快乐和健康的独特的人生景观。
（二）
以诗赞酒话酒，自然少不了要提到酒的名称。于是，后人从“新丰美酒斗十千”（王维《少年行》）、“兰陵美酒夜光杯”（王翰《凉州词》）、“武陵城里崔家酒”（张白《武陵崔家酒垆》）、“鲁酒不可醉，齐歌空腹情”（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李白《寄韦南陵冰》）、“三杯兰尾酒，一碟胶牙糖”（白居易《元日对酒》）等唐人诗句中了解到，诗人们常喝的好酒有“新丰酒”、“兰陵酒”、“崔家酒”、“鲁酒”、“金陵春”、“兰尾酒”、“酃禄酒”、“中山浆”、“石冻春”等数十种。
此外，苏东坡还发现，唐代的许多酒名都带有一个“春”字，如“土窟春”、“石冻春”、“剑南烧春”、“麴米春”、“梨花春”、“金陵春”、“若下春”等等。其实，不仅唐代，宋代的酒名中带“春”字的亦比比皆是，仅常见于宋词中的就有“洞庭春”、“曲来春”、“木兰春”、“中山春”等。
酒以“春”为名，大概是受了《诗经·七月》中“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句的影响。既寄托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期盼，也道出了人类发明制酒的初衷和原委。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中医第一部典籍《内经·素问》曾记载说：“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所以后世又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尤其是中医，某些药物不但需要用酒来送服，而且专门配制有许多功效不同的药酒用于临床治疗。
从唐诗宋词中存留的“床头两瓮地黄酒”、“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葡萄美酒夜光杯”、“烂煮葵羹斟桂醑”、“松醪酒熟傍看醉”、“儿孙次第饮屠苏”、“试开云梦羊羔酒”等诗句，人们不难发现，唐宋时期人们常喝的药酒有地黄酒、桑落酒、菊花酒、松花酒、葡萄酒、桂花酒、屠苏酒和羊羔酒等。
由于诗与酒的结伴而行，所以后人在品读唐诗宋词时，不仅知道唐宋时期人们常喝什么酒，而且看见了、品出了当时人们常喝酒的颜色及味道。甚至对唐宋时期酒的市场卖价都能略知一二。
例如，有人从白居易的“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李贺的“玻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杜甫的“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以及韩愈的“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等诗句中得出结论：唐朝人爱喝红酒和甜酒。其实唐人这一饮酒嗜好的形成，除当时喝的酒多为具有保健养生作用的果酒、药酒外，也和蒸馏酒是从元代才开始在中国本土酿造并流行有关。
关于唐代的酒价，宋人释文莹的《玉壶清话》记载有一个历史小故事：一天，宋真宗大宴群臣，酒酣耳热间，真宗突然提了一个与酒相关的问题：“唐酒价几何？”在场诸公，你看看我，我看看他，谁也回答不出来。只有丁谓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唐代的酒价，每升30个铜钱。”宋真宗追问说：“你从何得知？”丁谓回答说：“我是从杜甫诗句中所述推断得来的，杜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一斗十升，因此得知每升酒30个铜钱。”真宗大喜，说：“杜甫的诗真不愧是史诗呀！”
（三）
饮酒的人，最难得的是有一个好酒伴。尤其是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那样的超一流诗人，由于他们对酒伴的选择要求甚高，因此，他们只能常常独饮独酌。
李白独饮无趣，只好拉天上的明月和自己的影子来作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苏轼独饮无伴，只好端着酒杯和天上的月亮谈心唠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白居易嫌独饮太寂寞，赶紧写首诗，让人递送给也是经常一个人喝闷酒的好朋友吴秘监：“君称名士夸能饮，我是愚夫肯见招？”你是名士风流，常夸自己喝酒无敌手；我虽然没你那么聪明，但喝起酒来恐怕亦不在你之下，你敢请我去和你对饮吗？乐天居士实在是太孤独了，只好使出激将法来找个有档次的酒伴。
难怪南北朝时期陈国的诗人沈炯在他写的《独酌谣》这首诗中哀叹说：“独酌谣，独酌独长谣。智者不我顾，愚夫余不邀。不愚复不智，谁当余见招？所以成独酌，一酌倾一瓢。”大意是：一个人喝闷酒呀，喝酒时一个人！适合的对饮伙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比我聪明的，不愿和我对饮，智力比我低下的，我又不愿意邀请人家。而智力水平相当的又很少有机会遇到，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喝闷酒。一口气能灌进肚里一大瓢酒，这样的独酌，不仅容易醉，也容易伤害身体健康！
宋朝一个名叫宋太素的诗人写过一首《中酒诗》，“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静嫌鹦鹉闹，渴忆荔枝香。病与慵相续，心和梦尚狂。从今改题品，不号醉为乡。”将自己喝酒过量后身心的种种不适描写得很是到位和逼真：酒喝多了只好一个人躲在黑屋子里去休息，什么事都因之被耽搁妨碍。想睡，睡不着，只好把气撒在鹦鹉身上，嫌它吵了我；口渴，咽不下水，嫌它不像荔枝那样鲜美。身子又软又懒像得了一场大病；心慌气喘神情恍惚就像一直生活在梦境里，这回可知道进入所谓醉乡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好事！
宋太素酒喝多了不舒适的只是自己的身体，而杜甫的一次醉酒，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据《新唐书·严武传》记载，杜甫在流寓四川时，曾受到时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信任和重用。杜、严两家虽然是世交，但严武是封疆大吏，又是杜甫的顶头上司，并对杜甫有知遇之恩，所以杜甫平时对严武十分尊敬，并多次在诗文中将严赞誉为镇蜀的诸葛武侯式的英雄。但是，有一次杜甫喝醉了酒，不仅大模大样地当众坐在了严武的床上，而且瞪大了眼睛盯着严武大声说，没想到严挺之（严武的父亲）生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严武当时虽然十分生气，但隐忍未发。后来却找了一个机会准备将杜甫与梓州刺史章彝一起杀掉。由于严武的母亲闻讯奔来解救，行刑时只杀了章彝，杜甫逃过了一劫。
于是，人们认识到，喝酒的最高境界是把握住饮酒的度和量。在这方面把握得最具水平（即“深得酒中趣”）的诗人是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东坡。
关于什么是“深得酒中趣”，韩愈写过一首五言诗：
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
酒味既冷冽，酒气复氤氲。
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
此诚得酒趣，此外徒缤纷。
关于把握饮酒的度和量，苏东坡在《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中说过一段话：“吾饮酒甚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
把韩愈的上述诗和苏轼的这段话联系起来分析理解，人们就会发现，饮酒的最高境界不在“饮酒”，而在“把盏”。不在于把酒装盛在肚子里，而在用酒的色香味营造的氛围中以酒会友、借酒作文、吟诗。进而达到不醉还醉，醉又没醉，坦露天性，欢乐气氛，有益养生，促进事业的境界。
（四）
清代初年的文学巨匠李渔（字笠翁），虽然酒量甚浅，但对怎么喝酒才能喝出情趣、才能恰到好处，深有研究。他在他的散文集《闲情偶记》中，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宴集之事，其可贵者有五：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伴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长短，贵在能止。备此五贵，始可与言饮酒之乐。不则麯蘖宾朋皆凿性斧身之具也。”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渔还宣称自己饮酒有五个喜欢（“五好”）、五个不喜欢：“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谈；不好为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不好为苛刻之令，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不好使酒骂座之人，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一句话，李渔喜欢的不是酒这种特殊的饮料，而是饮酒的氛围及其给人生和人际关系带来的裨益。
概括地讲，饮酒的形式无非两种：独酌与共饮。酒精对人生理、心理产生的作用也无非是两大类：催化剂和灭火栓。因此，李渔强调：酒量不论深浅，只要懂得酒中蕴含的趣味，就不愧为善饮者、解饮者；共饮者不论多少，只要醉眼看人生，能发现别人不曾发现的美，能说出不喝酒时说不出的话，就是千载难逢的知己。
饮酒，饮的是一段心情；品酒，品的是一种境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酒杯中荡漾的是开拓进取的盛唐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期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甚至连“送别”这类千古凄凉、愁肠百转的旧题材、老曲调，在盛唐诗人的酒杯中，竟别开豪放、雄健之生面。难怪李渔认为喝酒的器具不一定非“夜光杯”不可，更不必一意追求奢华，只要适用、够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