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给东坡居士加冕了许多桂冠：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伟大的书法家、散文作家、诗人，心肠慈悲的法官，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我以为，在认识苏东坡的众多优异品质时，应当再赠给他一个名实相符的称呼：绿色家园的营造者。
苏东坡少年早达，但一生坎坷。22岁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宦海生涯大起大落，曾一年三迁，由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升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也曾一个月内连续三次被降官，由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贬知英州，最后被降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官场搏击了44年的苏轼，在中央政府机关当官任职，加起来总共只有8年时间。除去14年在杭州、密州、徐州等个州府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外，剩下的二十多年光阴基本都消耗在了贬所、流放地，或者赴任、赴贬所的路上。
即使如此，苏东坡都忘不了在所到之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营造一片绿色的家园。不同的只是，仕途通达时，这绿色家园是为所辖地区广大老百姓营造的，而且恢弘些；贬官流放时，这绿色家园是为自己个人营造的，自然也就简陋些，只求其能最大限度地抚慰和减轻贬黜给个人身体和心灵健康带来的伤害。
北宋熙宁六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写过一首诗，赞美西湖刚刚天晴却又微雨突至时的迷人景色：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我分析，就在写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时，苏轼就已了解到了西湖“堙塞几半，水石日减、菱葑日滋”等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有了挖掘湖底淤泥、清除湖中杂草的初步打算。只不过考虑到自己作为太守手下的一个僚佐，无法拍板、做决定，才借题发挥，通过这首诗提醒掌权者，莫忘给美丽的西子湖一个人工装扮（“浓抹”）的机会。由于这年的八月苏轼调到了密州去当太守，因此，治理西湖的计划直到15年后，苏轼再次回到杭州，并被任命为太守时，才最终得以实现。
（二）
苏东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时，虽然朝廷下达的“红头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过“不得签书公事”，但所到之处毕竟都还分别挂有一个“黄州团练副使”、“宁远军节度副使”、“琼州别驾”等虚衔。按道理，一家人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官舍栖身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连这最起码的待遇，苏东坡都无法享受。原因是，朝廷中的那帮小人不眨眼地盯着他：谁给他安排官舍居住，就罢谁的官。甚至连苏东坡租住老百姓的私房，奸相章惇都要派人来调查、追究他“强夺民居”。
好在没权、没钱的苏东坡走到哪里都不缺少朋友。黄州的东坡雪堂、惠州的白鹤山居、儋州的桄榔庵及东坡书院，几乎都是苏轼靠自己的劳动、朋友们的帮忙，用你赠我捐众人筹集的建筑材料辛苦营造起来的。这一情景，在苏东坡的诗集中多有记载：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然释来叹，我廪何时高。
这是元丰三年（1081年）苏东坡在黄州所作《东坡八首》中的第一首。诗前有序曰：“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乞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
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八月，宋代又一个伟大诗人陆游在赴四川上任途经黄州时，慕名前来瞻仰东坡故居黄州雪堂。时距苏东坡逝世只有七十年。因此，虽然陆氏笔下的雪堂比较接近当年营建时的原貌。但发现东两地有被后人雕凿的痕迹。例如，雪堂正南的那座小桥，原来是桥面覆盖着片石的一座简陋的泥石结构的土桥，被后人增广扩建为一座木桥，还在上面画蛇添足地盖了一间房不像房，亭不像亭的建筑。用陆游的话说：“颇败人意”。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
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
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芒山。
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从上面这首苏东坡绍兴二年写于惠州的《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诗中，人们不难看出东坡居士营造家园（哪怕是临时避难所），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地址一定要选择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因为无水不能消除胸中郁闷，无山不能割去眼前的愁云。所以，他宁可食无肉，也不肯居无竹。
中国园林建筑在强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同时，特别讲究“对景”和“借景”。也就是将附近，甚至远处隐约可见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借过来，让其纳入自己空间造型的整体结构之中，借以增加和提高自身建筑的艺术魅力。
且不提苏东坡对居住环境与人的生理、心理健康关系的超前认识，仅就建筑艺术角度看，苏东坡亦堪称大师。“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芒山。”苏东坡营造的一个个避难所，之所以能给人留下难以抹去的永久记忆，与他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都巧妙地“借”到他构筑的家园里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