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政界的有识人士和广大日本人民，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同时，都希望中日两国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然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处处把中国看做是潜在的对手，一直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其采取的惯用手段就是，制造领土争端，阻挠台湾回归，散布“中国威胁论”。而在制造领土争端上，除了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外，则主要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麻烦。
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的东海海域，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钓鱼岛列岛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
自古以来，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1871年日本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
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是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到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日本最早“发现”钓鱼岛，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之后的1884年，比中国文献最早记载该岛都迟约500年。据日本史书记载，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可销往欧洲，便于1885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是对历史的歪曲。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之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本土以内。
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的钓鱼岛列岛，在地图上都难以标出，为什么日本非要对这块远离其本岛、本属于中国的小岛图谋再三、垂涎三尺呢？舆论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钓鱼岛战略位置重要。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向政治和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试图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和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日本如果占领了钓鱼岛，就可在岛上设立海空监控侦察设备及岸基反舰和对空导弹，从而很容易封锁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公里至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这样，中国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日本及时掌握。如果日本在钓鱼岛上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将对中国国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二是为了获得钓鱼岛的资源。按照联合国1992年公布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该岛屿为依托，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周围海域内的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以及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和未来潜在的资源，这些资源均应属主权国。如果日本侵占了钓鱼岛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被日本窃据。同时，钓鱼岛海域蕴藏的丰富石油和油气也会被日本占为己有。
钓鱼岛是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土。但二战后，日本却把钓鱼岛交给美国托管而1971年美国又将钓鱼岛交托日本。从此，钓鱼岛风波中的美国因素便一直忽隐忽现。上世纪70年代，由于保钓运动风起云涌，美国被迫收回了其立场，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并不拥有主权。但有消息显示，后来美国曾私下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制定周密计划以大规模开发钓鱼岛。华盛顿不仅对日本发展这一计划表示首肯，而且还亲自为东京拟定了若干方案，以加强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宣示，其中还包括向钓鱼岛派驻美军。近年来，在中国与海上邻国的争议背后，美国的身影出现得越来越多。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不满足于已在冲绳驻军，还准备把军事力量延伸到钓鱼岛，既干扰中国维护钓鱼岛的主权，又构建其西太平洋军事“岛屿锁链”更为紧密的一环，对台湾海峡施压。
在钓鱼岛美国介入问题上，存在着“日本愿望”和“美国承诺”两个因素。日本为了与中国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获得更多筹码，一直希望美国介入；而美国虽期待通过与日本合作找到实现其亚洲战略的契机，但还是希望在一些敏感的具体问题上适当留有余地。
虽然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但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邓小平1978年10月25日曾指出，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又强调说，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国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首先是主权属我。第二是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是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
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政府间坦诚、冷静、务实的协商加以处理的，而日本方面一再制造事端，试图将中国领土并入日本版图。一些右翼分子在日本当局指使下，公然登上钓鱼岛活动，激发了世界范围的保钓风潮。
70年代初，日本右翼分子公然登上钓鱼岛活动。1970年9月10日，日本政府指使琉球政府发表《关于尖阁群岛的所有权以及大陆架资源开发主权的宣言》，声称“尖阁群岛属于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之事，当然属日本领土之内。”
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分子的猖狂活动，激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愤怒，纷纷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北美等地开展保卫钓鱼岛运动。
中国政府对日本当局和右翼分子企图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活动，给予强烈反击。1970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岛屿”。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个危险的信号》，表示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染指中国领土钓鱼岛。
1972年3月3日和10日，中国政府代表在世界海底委员会会议上重申，钓鱼岛等岛屿和邻近中国的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势力染指。
在中国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上的非法活动不得不稍有收敛，但不久又故态复萌，变本加厉。1978年5月，日本政府把所谓《关于实行日韩大陆架协定的特别措施法》提交国会通过，继续采取侵犯中国主权的步骤。5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提出强烈抗议。韩念龙副部长指出，日本政府和韩国当局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片面划定“共同开发区”的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对日本政府执意侵犯中国主权的这一严重步骤，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必须立即停止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日关系的行为，否则，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日本政府迫于中国的压力把头缩了回去，但在一年后，又派巡视船“宗谷号”于1979年5月28日至6月8日，载运人员和器材登上钓鱼岛，修建临时直升飞机场，又进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对钓鱼岛进行测量调查活动。
对此，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5月29日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正一，对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修建临时直升机场等行为表示遗憾，指出日方的行为“显然违背了中日双方关于钓鱼岛问题上的谅解”，声明中国不承认这一行为具有任何法律价值。
进入90年代，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活动又活跃起来。1990年10月，“日本青年社”茨城县本部长萩野谷辉男带领妻子和部属几次登上钓鱼岛，在岛上建立灯塔、设立航标、设置邮政信箱，以造成钓鱼岛已由日本方面实际支配的事实。
10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举办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置航标等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就钓鱼岛问题提出严正交涉说，日本政府准备批准日本一些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建立航标，出动舰艇进入钓鱼岛海域驱赶中国台湾省渔民的作法，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必须停止。他特别提到日本向海外派自卫队不是联合国要求的，也不是亚洲国家要求的，中国政府强烈希望日本政府慎重行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还谴责日本政府出动舰艇和飞机进入钓鱼岛海域并拦阻中国台湾省渔民，指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坂本竟然把中国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并严正地指出：“中国对固有领土钓鱼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最后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日本方面挑起的，责任应由日本方面承担。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
1996年9月日本右翼团体到钓鱼岛修建灯塔，日本海上保安厅派舰只护航，并一再驱赶中国船只，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在香港宣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而日驻港总领事说钓鱼岛问题只是小事一件，则明显是在火上浇油，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抗议，掀起保犯错误运动，在此次运动中，港事顾问，“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遇难。
中国外交部在陈毓祥遇难后翌日，向日本驻中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说，“保钓号”船上人员的伤亡，日本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方希望日本拆除钓鱼岛上的灯塔。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就日方侵犯中国钓鱼岛主权的活动，导致发生香港抗议船人员遇难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唐家璇表示，中国对钓鱼岛的立场一向是坚定和明确的，他要求日方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错误，并防止今后再次发生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以及伤害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会面时，日本驻华大使表示日方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表示希望各方面采取冷静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日方会做出最大的努力。
日本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再制造事端，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包藏祸心。纵观近百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可以发现一直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即台湾问题和侵略战争问题，其他问题大都由此产生。
日本在战前霸占台湾50年，与中国台湾省有着特殊的“关系”。战后，根据《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已归还中国。但日本右翼分子总不甘心，多年来勾结台湾当局反对中日建交，破坏中日贸易，与台湾当局搞所谓的“实质关系”，提升日台关系，不时有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言行出现，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
日本对台湾的情结，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至今100多年时间里，一直难以割舍。自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将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其后50年里日本一方面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同时还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台湾人民疏离乃至忘记自己的祖国，淡化和泯灭中华民族意识，为天皇造就顺民和奴才。如强迫台湾人改日本姓、说日本话，按日本习惯规范日常生活，在学校普及日语，开设日本文化课，大量向台湾移民。尽管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但无可讳言，日本的“皇民化运动”的确造就了一批合格的“皇民”、“顺民”。这些人在日本的卵翼下成长，对日本感恩戴德，甘愿以“二等日本人”身份做日本的爪牙。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台湾，但驻台日军中以牧泽义夫、宫中牾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不甘心投降，串联台湾汉奸林熊祥、许丙等人，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以台湾作为日本复兴的基地。但这个计划未能获得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支持。安藤认为不能违抗天皇的旨意，再者台湾民众能否跟着日本走也大成问题。“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因而胎死腹中。不过，仍有少数对台湾依依不舍的日本右翼分子贼心不死，秘密联络一批台湾“皇民”、汉奸，暗中成立“台独”组织，从此开启了“台独”的源流。此后，日本和美国就成为台独分子的主要活动基地。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虽明确表态：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仍然或明里或暗里支持“台独”，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公然在日本国会公开宣称：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官员首次公开发表这种恶毒的观点。对于如此严重的事态，日本政府没有任何澄清更正的表示。相反，访问中国的日本领导人和日本驻华使馆官员，都没有像克林顿那样对台湾问题宣示“三不支持”的立场，只是对中国方面“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表示“理解和尊重”，而没有表示“承认”；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观点，则压根未曾提及。另外，日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能包含这样几层意图：在国际上强化日本的所谓“和平”形象，并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得分；为台独提供政治保护和安全屏障；一旦中国政府行使武力，日本将有理由“被迫”做出非常反应，责任不在日本而在中国。由此可见，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的日本人，对台湾问题的表态照例是经过字斟句酌、精心推敲的，这里隐藏着危险的伏笔！
同年4月，日美签署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在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重新界定时，公然将台湾包括在“周边事态”内。重新界定的日美安保体制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通过“周边事态”的模糊概念将日美“防卫”范围由远东扩展至亚太地区；二是将主要的“防卫”对象由苏联转变为中国。法国观察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日美安保条约今后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将是中国。”1997年8月，日本政府重量级人物——内阁官房长官尾山静六公开宣称：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理所当然包括台湾海峡。1998年5月，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又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因此日本的‘周边事态’也包括台湾在内。”这样一来，日本政客就把“周边事态”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逐渐清晰化了。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的口气比前几人更大。1999年初，此人连续两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周边事态”范围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及中国的台湾。时至今日，日本没有一人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出面澄清“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
众所周知，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日台关系明确规定：在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中国不反对日本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等非官方关系，即民间关系。但是，日方并未严格信守自己的承诺。日台断交后，日本在台设立“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亚东关系协会”，作为双方的联系机构。但日台关系表面上的“民间化”掩盖不了实质上的“官方化”。
为了从政治上拉住台湾，日台断交的第二年，日本亲台议员就组成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后来又成立了“日华友好议员联盟”、“日华亲善议员联盟”和“蒋介石遗德显彰会”等组织，同台湾展开政党外交。每年“双十节”，这些团体都组团赴台搞所谓“友好亲善”活动。“蒋介石遗德显彰会”竟然把“中华民国国旗”与日本国旗并列悬挂。日台双方官员互访不仅日益频繁，而且级别越来越高。1992年5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居然邀请李登辉访日，后来因忌惮中国的立场而未能实现。对此，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位领袖人物颇不服气地表示：“李登辉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前来日本访问，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以私人访问方式，前来参加京大校友会，并非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不仅表明了邀请李登辉访日的意向，而且隐伏着恶意的潜台词：虽然“现阶段”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日是不可能的，但将来是可能的。
小泽一郎在他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居然把日本与台湾称做“命运共同体”，主张积极推进日台“政府间的交流”。1994年10月，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批准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1995年下半年，日本政府以协商台方出席APEC人选为借口，派出三名部长级干部访问台湾。台湾方面，“立法院长”刘松藩、“经济部长”萧万长、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等高级政要，均访问过日本。1998年1月，日本自民党要人尾山静六秘访台湾，与李登辉晤谈。4月，日本政府一改25年来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做法，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入境许可证，其用心之不良已昭然若揭。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多次到台湾活动，与李登辉、陈水扁会谈，并将台湾称为“国家”。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国会答复议员质询时，也多次将台湾称为“国家”。2003年12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不顾中方严正交涉，访问台湾，刻意提升日台关系。陈水扁就职后，日本右翼团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日华亲善协会”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书，要求加强日台关系，措施包括：迅速就签订“日台自由贸易协定”举行谈判；设立“日台安全保障论坛”，提高日台交流级别；积极推动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等。接二连三的反常消息，使人不得不严重注意日台关系的未来走向。
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不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还引人注目地向军事领域发展。2004年3月31日至4月14日，台湾海军实施“康平”鱼雷作战演习，将台湾自行研制的“万象二号”鱼雷用于实弹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台军首次邀请曾任扫雷舰长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随舰观察，演习模式也采取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相近的做法。这只是日台军事勾结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日台军事交流日趋紧密，日本防卫厅对于这种交流的兴趣“颇为高昂”。几年前，台湾曾派遣了一个包括三位现役将领在内的军事访问团秘密访问日本，与日本退役将领进行战略对话，总共实施了两次，对话内容除了广泛交换双方对于东亚战略态势的看法之外，也有相当具体的建议，包括双方进行海上搜救演习。双方规划演习以“巧遇”方式进行：台方海巡署舰艇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琉球海域不期而遇，然后就开始实施演习。虽然这次演习因故胎死腹中，但日方对于日台军事交流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不仅从政治上公开为台独张目，为中国的和平统一设置障碍，而且从法律、军事两方面对介入台海军事冲突预做准备。2003年6月6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一项军事法案。三法案规定，一旦某国对日本支援美军的行动提出谴责，并在日本领土附近集结军队，日本政府就可以据此判断为“有事法制”中的“武力攻击预测事态”，并进而启动自卫队作战机制。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制约，可以随时启动战争机制。因为中国是日本的邻国，人民解放军只要集结军队，日本就可以视为在“日本领土附近”集结军队而找到战争的借口。
2004年5月20日，在陈水扁宣誓就职之际，日本国会下院趁机通过了7项法案，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围区域发生军事危机时向美军提供支持。所谓“军事危机”显然是指台海危机。这7项法案中最关键的条款之一，是针对向“进攻日本”的国家运输货物的船只，日本舰船有权“检查和限制”其行动。这实际上是超出军事领域的一项举措，意味着一旦某国进攻日本领土，日本军舰可以击沉其民用运输船只，还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海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过上述法案，是基于日本军方的一种预测：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它的一份白皮书中提到“X国”可能进攻“D国”（X指中国，D指中国台湾），进攻发起后，为防止三面受敌，中国可能会攻击冲绳（琉球）群岛军事基地，以阻止美日军队从靠近台湾的基地向解放军发动袭击。为此，日本防卫厅甚至制定了“台湾海峡保卫战”的详细计划，规定一旦台海战争爆发，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有可能对中国船只发起猛烈攻击。
根据2003年11月修订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日本防卫厅陆上幕僚总监部（陆军总参谋部）还制定了一项向冲绳派遣7200名自卫队队员的计划，以应对台海两岸可能的军事冲突。该计划预测，一旦台海战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遏制日美干预，会首先进攻离台湾约110公里的日本宫古、与那国和石垣三岛，日本有必要事前在三岛部署自卫队，并把驻扎在日本千叶县习志野市的第一空降旅编为“紧急状况对应集团”，以备“不测”。
2004年6月19日，日本自卫队在冲绳进行军事演习，假想“中国大陆军队进攻台湾”，演练与美军协同作战。可以预计，类似的军事演习今后还会上演。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制造“台湾独立”或“不统不和”的局面，以牵制中国，达到其遏制中国的目的。其实，日本为了遏制中国，不仅仅是大打台湾牌，还有更狠的一招：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
日本“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他在1990年5月号的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80年代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正计划同美苏一样，建立一支专业化和机械化军队。中国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将成为霸主和统治世界。因此，邓小平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希望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其国家领导人总是在努力创造可以成为霸主的条件，他们绝对不允许放弃作为霸主的条件。
村井友秀对地理政治学的理论推崇备至，他在分析日本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国力后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村井友秀的文章说出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心里话，他们纷纷吹捧他的文章，并不惜歪曲事实，造谣污蔑，千方百计设法寻找“中国威胁论”的证据，企图掀起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狂潮。1992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日，日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更为起劲地兜售“中国威胁论”。1996年初，日本又有人就此大做文章，宣传“中国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
更有甚者，日本政界要员也在散布“中国威胁论”。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于2005年12月22日上午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有记者问及麻生对日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有关“中国威胁”的言论有何评论时，麻生称：“我同意前原先生所说的（中国是威胁），中国正在引起威胁和忧虑”。“一个拥有‘10亿人口’和原子弹的国家，其军费开支‘连续17年增长2位数’……而这种军费开支的内容非常不透明……如果要我来谈这意味着什么的话，我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这是日本历届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称“中国威胁论”，不能不令人高度警惕。
“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引起一些日中友好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这一谬论。现任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和国际石油公司社长的木村一三先生连续向日本有影响的杂志《财界》投稿，批驳“中国威胁论”的谬论，畅谈发展中日友好之重要。
对于日本“中国威胁论”产生的背景，木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一味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追上或超过日本、美国。因此引起一些人对中国的恐惧，千方百计想抑制中国发展，日美两国重新审定日美安保条约和散布“中国威胁论”，其原因盖出于此。
木村先生指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竞争共存的新时代，人类社会从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竞争。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也从超级大国向普通大国过渡，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转换时期，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虽然不安定因素和局部战争依然存在，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和平。正如一位美国军事专家所说，中国在遥远的将来也不会在军事上对美构成威胁，同样也不会对日本和周围诸国构成威胁。日美应积极扩大同中国的对话，这样就能避免对立。中国真心希望同美日友好，以保证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政界和一些右翼组织散布“中国威胁论”是别有用心的：一方面，是为了歪曲中国的形象，挑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制造紧张气氛，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视线，掩盖自己扩充军事实力，以实现其争做军事大国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