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大，狂人却不多，可能是自古以来，人们都讲究谦君子之风，不敢太出格的缘故吧。三国时期的祢衡，是个少见的异类。祢衡最经典的狂言，是评论曹操帐下的文臣武将，将他们贬得一钱不值：“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而祢衡对自己的评价，却又是无限的高：“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反正除了三皇五帝，孔圣人师徒，世间就没人配和祢衡相提并论。
可惜在祢衡的时代，狂人是没有市场的，他激怒了曹操，被曹操以借刀杀人之计遣送到刘表那里。祢衡本色依旧，又骂刘表的部将黄祖为尸位素餐的木人土偶，终于被黄祖一刀杀了。
祢衡的教训太残酷，所以后世的狂人，都稍稍收敛了自己的气焰，不太敢在人面前表现了。如今社会环境宽松，一些有成就的人物重新开始抬头。
2001-2002年，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在内地20多家大学举行巡回演讲，掀起了一阵张五常旋风。在演讲中，教授每每有惊人之语，更不吝对自己公开夸耀。不少网友将他的话整理成了张五常语录：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
“我搞了40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
“我30多年没有读书了。不读，不是懒得读，更不是没有书值得读，而是刻意不读。我的实践学术生涯是从不再读书的30多年前开始的。”
这种自我夸耀收到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张五常很快成为一个“学术明星”，每一场演讲都是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听者连呼过瘾。另一方面，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发文批评他太“狂妄”、有自恋倾向，借科斯、弗里德曼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抬高自己，以格言论误导学生。
张五常确实“狂”。他将自己的优势都公开地表露出来，树大招风，引发一些同行的嫉恨在所难免。另外，媒体的公开传播，在抬高他的知名度的同时，也诱发他人进行攻击的意愿。
张五常剑走偏锋，以狂言加重自己存在的分量，也可以算成一种提升身价的快捷方式。这里面的问题是，在狂言中塑造形象，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否则，公众就可能由新奇变为厌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晓庆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时，虽然遭受了无数的抨击，但人们还是从心底里赞同她的勇气，毕竟，她说出了许多人蠢蠢欲动、不敢言明的心思。可惜刘晓庆没有就此打住，一句话翻来覆去地嚼，又加了许多的注解，证明自己最光彩、最优秀、最伟大，于是把大家说烦了，送她一个“不断地靠狂言证实自己的过气明星”的定位。以后再有女明星说最崇拜的人是自己时，人们往往会波澜不惊，反而会挑剔她没有新意。
人如果太谦卑了，除非你有特别的才华，否则还真不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狂妄过头，也遭人鄙薄。折中的方案是：做个狂人也可以，但是在适当的时候，你必须要不惮于自嘲，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风格气度。
范曾是我国当代的人物画大师，他的书画造诣声名远播，他的口才也是闻名遐迩的。
香港凤凰卫视将范曾于2002年3月“世纪大讲堂”栏目所做的“大美无言”的演讲，评为该栏目“50期以来最轰动、最成功的演讲”。他的演讲雄辩而不失幽默，自信而略带疏狂，倾倒了所有的听众。有记者就傲气问题采访范曾时，他说：“我认为这个傲气不过是别人的观感，对我自己来讲，仅仅是从我所好，我行我素而已。别人以为我傲气呢，总有他的原因，比如我曾经说过，‘我的白描功力可以说国内无出其右者’，报纸上登出来了，说范曾太狂了。其实，这是个事实嘛，这怎么叫骄傲呢！我觉得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应该受到尊重，不应该受到批评。”
如果范曾在所有的场合都一狂到底，他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了，好在他还时有真诚幽默的性情流露。
在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执教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应邀出席的范曾，曾作过一次别致的发言：
“你们知道今天参加大会的人，谁的数学最差？就是在下！数学是什么，它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它摸不着看不见说不清却无处不在，——纤维丛是什么？我问过胡国定教授，他说纤维丛是什么很难说清，后来我又问杨乐，杨乐说，它到底是什么，说了你也不懂。”
大家忍俊不禁，而陈省身先生竟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范曾是个大画家，即使对数学是门外汉，也不影响他高超的画艺。于是，他用自己对数学的一窍不通同陈省身的博大精深作比较，用自嘲来表达对陈老的崇敬，在诸位数学家那里，赢得了好感。
狂傲谁都会，难得的是能放能收，否则，一路高歌猛进，难免有被大风闪了舌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