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教中国文学史的。过去教这门课，并无分割段落之说，都是从上古神话传说讲起，讲到清末为止。只是旧学制开设中国文学史课时有限，几乎没有一位老师能从头讲到尾。朱自清先生讲文学史是最能掌握时间的，也只讲到元代就不得不结束。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史古代、近代部分一般都用两学年讲完，时间是比较充裕了，可是人力就显得支绌，于是乃有分段教授的办法。北京大学中文系对文学史的分段方式与一般大学略有不同，把宋代归入元明清一段，而不与唐代合并。于是其布局为：先秦两汉为一段落，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为一段落，各占一学期；宋元明清（包括近代）为最后段落，多则占一学年，少则只用一学期；而一学期显然在时间上是异常紧迫的。我从1954年到1991年，除教过文学通史外，主要是讲授宋元明清至近代这一段的文学史。由于我从思想上和工作实践中从未考虑过这门课应该分段讲授，因此誉之者谓我为“通才”，毁之者说我是“杂家”。此外我还分别讲授过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诗歌史。即使讲授古代散文选，我也以“绪论”名义讲一遍简单的中国散文史，使学生不仅知道点和面，而且大致了解从古到今的“线”的发展脉络。
我始终认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倘不懂一点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知识，是无法进行教学工作的。因此我一直对这一类属于语言专业的课程感兴趣。但几十年教学工作不允许我在这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于是这方面的知识学问便成为我的“业余爱好”。
我是从1949年开始在大学中文系教书的。头几年专业方向未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硬着头皮去承担。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教了两年公共基础课——大一写作。1954年把我分配到文学史教研室。从我的业务基础看，以教先秦两汉这一段为宜；从我个人的兴趣出发，则我希望教晋唐一段。但最后服从工作需要，我被分配去教宋元明清这一段，主要是讲宋词和小说戏曲。但中间也还有些变化。如先秦两汉需要编《文学史参考资料》，我就追随游泽承师前后工作了近三年（1955年至1958年）。又如1959年我被魏建功先生借调到古文献教研室去教《古文选读》，乃又去尽了一年义务。总的来说，我这一生在教学岗位上，以服从工作需要为主；至于治学，总是服从于工作需要的。
自1952年院系调整至1966年“文革”开始，在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内，拥有两方面最有实力的老专家。一是治《楚辞》的专家，游国恩、林庚、浦江清诸先生，在这方面都有专著，都称得起“权威”；二是吴组缃先生的治古代小说，尤其是对《红楼梦》，在国内外都是公认的专家。这是教研室中科研的“强项”。但对我本人来说，却成为自己的“弱项”。因为我在《楚辞》和《红楼梦》这两个重点研究课题上，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根本用不着我来发言。所以当我讲文学通史时，一讲到这两部分，我就只能“述而不作”，最多对某些问题的结论投一张赞成或反对票而已。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写过一篇真正针对《楚辞》发表意见的文章。对于《红楼梦》，直到60年代，我才陆续发表一点零零散散的琐细意见。最后写《闹红一舸录》，已正式表态说今后不再为《红楼梦》专门写文章。因为要说的话只有那么多，再挤也挤不出货色来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楚辞》和《红楼梦》缺乏仔细深入的研究。
从上述我这一生的教学工作来看，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有优越性的一面，即由于服从工作需要，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才能拳打脚踢，从《诗经》可以一直讲到“五四”运动。二是有局限性的一面，即所在环境中如果有成就的老专家比较多，则自己只有跟着老一辈专家的足迹走的份儿，很少有机会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旦老一辈专家先我们而去，他们的专长由于自己过去没有研究，当然无法接他们的班，从而在本单位内部就很容易出现空缺和漏洞。久而久之，自然出现了青黄不接现象。等真正面临那一天，再想补救也来不及了。
我个人还有另一点遗憾：当我有精力带徒弟、当人梯时，却没有人来“光顾”；而现在未尝没有人想从我受业，而我已年衰力惫，什么都顾不上了。
199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