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6年曾写一小文，题为《两种注解古今谈》。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注解有两种，一种是给古书作注解，一种是给自己的文章作注解。为了节省篇幅，不避“炒冷饭”之嫌，把那篇拙文的最末两段照录如下：
当前为古书作注解者可谓汗牛充栋。但不少人急功近利，作注解往往蹈袭前人，甚至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强不知以为知。有的古书注解竟至愈看愈糊涂。有人注解古书每好避难趋易，原文易懂处注解也不厌其详，难懂的地方偏偏作注解的人竟绕了过去，不置一词。这就成了有注等于无注，甚至不如不注。
至于王瑶先生说的读书要读注解，大抵是指今人给自己的文章或著作所加的注解。当然，有些论文的注解其重要不下于正文。但近年来有一种风气，即写一篇论文总爱加上若干条注解，好像论文后面没有注解就不算见功夫。一篇万把字的论文，篇末竟连篇累牍地附上近百条注文，仿佛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其渊博。实际上不少注文只使读者费翻检之劳而无点滴之用。我曾半开玩笑地向杂志编辑建议，凡论文后面的注解不论篇幅多少一律不付稿费。这样试行一下，或者可使此风稍敛乎？（原文见拙著《读书拊掌录》第432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
拙文所谈，确有半开玩笑之意。今人为文好多列注解条目，还不只是为了多拿稿费。溯考其风气之来源，可能是仿效海外论文体例。外国人治汉学，每引一书或每立一说，为了说明其文章是有来历而非杜撰的，当然要把引文出处注明和立论依据何在，文成而必加注解条目亦是自然现象。至于我们一般人写文章，似乎可以不用如此拉开架势，弄上若干条注解以炫读者耳目。有的文章在阐述自己论点过程中不免要旁涉他事，或陈述一个观点的来龙去脉，怕使自己的正文节外生枝，乃加上几条注文，这原是必要的；如果只注引文出处，或重复正文中已详细阐释的内容，则鄙意以为这种注解便属于可有可无的了。
记得有一次陪林庚先生闲谈，先生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当年教我们的老师，如刘文典、陈寅恪诸先生，并未拿到文凭；我们则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当然有文凭。而我们这些有文凭的事实上远不及那些没有文凭的师辈有学问。我们虽有文凭，也只是本科毕业生；不比现在到处都是硕士、博士。可是这些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却未必比我们这些没有学位的人学问大。写文章亦复如是。王昭琛（瑶）在世时曾公开对学生说，写论文超过两万字他就不看。现在一篇博士论文，总要写上十来万字，甚至写成一本近二十万字的书。试想他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为了扩大篇幅，只好东拼西凑，抄来抄去，美其名曰旁征博引；那么一来，当然论文的注解条目也就多起来了。其实这是空话连篇，好高骛远。风气既成，彼此再互相攀比，文章越写越长，注解越加越多，结果反容易空洞无物，言不及义。这样下去，实际上对学风、文风都无好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不都是那么薄薄的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共也没有多少字。你能说他们没有学问，没有水平？”
我事先没有征求老师的意见，把老师私下闲谈的话公之于世，如有不妥，我这转述者应负全责，与林庚先生无关。但林庚先生所教诲的言语，我是完全同意的。其实我本人自若干年前即已努力往这方面做了。我虽不学，也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本小书。凡我所写的文章，从来不爱在篇末加注；纵有几条注解，也是不得不尔。我认为，给自己的文章加上无尽无休的注解条目，多多少少显得有点虚夸浮躁。我衷心希望做学问写文章的人多学一学王国维和鲁迅。因为学问大小，水平高低，并不体现在文章的注解条目的多或少上面。
1998年8月酷暑中急就，在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