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套用《汉书·董仲舒传》里的一句成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淮南子·说林训》作“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结网。”）所以想写这篇“手记”，是由于一篇新闻报道引起的。
1998年8月1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条详尽消息，报道了有关对30多年前成书的《中国戏曲通史》的评价和讨论。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此书已经过时，应该向它道“晚安”而告别了，从而提出了重写“戏曲通史”的倡议，有人“急切呼唤一部能代表今天认识水准、美学价值且有学术分量的戏曲新史”。
作为一部戏曲史教材，沿用了几十年，当然会有人感到“滞后”而缺乏新意。但我认为，教材是需要相对稳定的。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学用书”，当其最初问世时都是以教材的功能走向社会的。即以我1946年在清华大学就读听金岳霖先生讲基础课《逻辑》而例，课堂上所用的教材就是金先生本人在若干年前撰写的老课本，书名《逻辑》，是“大学丛书”的一种。在这套丛书中还有更老的一本，那就是夏曾佑未完成的杰作《中国古代史》，直到1948年建国前夕，还有的大学用它做历史课本。如果说到“局限”，我想肯定是有的。但作为教材，当时听课的学生似乎并未感到“过时”、“滞后”。关键在于：教材是“死”的，教书的人却是“活”的。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而不是“书”。
记得金岳霖先生在给学生讲课时，从听讲到考试，指定必读参考书只有他的那本《逻辑》教科书。可是据听课的人在课堂上的感受和经验，金先生每年所讲的内容都不完全一样，却又没有离开那本教科书的内容。说到我本人，教了一辈子“中国文学史”，有一段时间也根据规定必须用指定的教材。而我在讲课时，没有一次是照本宣科，把书上的内容一字不差地照搬给学生；否则学生恐怕早就把我“请下讲台”了。但我又绝对不是完全背离教材自行另讲一套，如果那样的话，学生从听课到考试的各个阶段都会感到无所适从了。当然，我在讲课时，如对教材提出商榷意见，乃至根本不同的观点，也从来直言不讳，并不稍事迁就。但从学生的读书、温课、考试乃至吸取有用知识的各个环节看，有教材毕竟比没有教材好，教材相对稳定比教材经常变动好。只要教员恪尽职守，充分吃透教材，并敢于发表经过个人独立思考的新观点、新意见，我想，既足以弥补教材的“局限”，也不会让学生感到思想“滞后”的。关键仍是那句话，教书的人是“活”的，他应该不会让教材牵着鼻子走。只有缺乏教学经验或腹笥贫乏俭啬的教员才不敢擅越雷池一步，死揪住教材不放；而听课者在听讲时也自然感到，听这样老师讲课，还不如自学教材，因为在课堂上听不听讲都一样，甚至逃课也不要紧。这只能说是教课的人失败，而不能怪教材有“局限”，编写得不好，必须更换新教材。
关于《中国戏曲通史》，我想情况也差不多。多少教戏曲史的老师都用这同一套教材，我敢说每一位老师的教学效果肯定会各不相同，各有特色。所以我的看法是，不怕教材不够新，只怕教师只株守教材而不随时吸收新的学术成果；不怕教材“滞后”，却怕教师懒于开动脑筋，不恪尽职守去认真备课。
话说回来，一部教材用了几十年，也可以更新换代了。但重写戏曲通史不能只“坐而论道”而需要身体力行。与其“急切呼唤”何如组织人力赶快动手，即使人手不多，那就单人独马也无妨。所以我把汉朝人的成语改了一个字，“羡”字改成了“议”，并希望“议”者能把“网”早日织成。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有十部不同版本的《中国戏曲通史》都不多！
1998年8月，北京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