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时某些大学文科各系出现一种新的学术风尚，即无论教师与学生，也无论教学与科研，都有向现、当代方面倾斜的现象。“倾斜”是新的说法，过去多言“侧重”。比如大学中文系，目前治现、当代文学者日益增多，治古代文学者却愈来愈少；向往新兴理论思潮如现代派、后现代派者多，而治古代文学史、文化史者已日趋冷落。比起40年前的学术风气，明显呈现出“倾斜”现象。
面对这种现实，不能不引起人们反思，且很容易回溯到“五四”时代。以北大为例，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复以及稍晚时候的傅斯年、顾颉刚、朱自清、俞平伯，在当时都属于新一代人物。他们尽管所治学问不同，却都是向现、当代倾斜的。然而值得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对中西古典文学乃至东西方传统文化都有很深了解，并未出现“偏枯”现象，即他们的国学根底和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吸收能力，都称得起是有着“过硬”造诣的。到40年代，以我本人经历而论，尽管我在燕大读书时间很短，但也接触了陆志韦、张东荪、严群、翁独健、侯仁之这些学贯中西的师辈；在清华大学，我选修过陈寅恪、金岳霖、张岱年、吴晗等先生的课，旁听过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最后进了北大。在我众多的老师中，除了游国恩先生未教过新文学、沈从文先生未教过古典文学之外，那时主要课程是由俞平伯、废名和林庚（当时在北大兼课）几位先生讲授的。包括清华的陈寅恪、朱自清两位先生，他们讲的都是古代文学；可是他们本人，却都是“五四”以来的知名作家，是属于新一代的学者，对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都不陌生，甚至有的老师还是专治西学的。我就是在这些师辈的影响和指引下，选择了我自己的治学之路。我做学生时所侧重学习的是古典文学，也可以说一直是向古典文学倾斜的；后来在大学教了几十年书，所教课程也没有超出从先秦到近代这一属于古典文学领域的内容。但我在读大学本科时（即整个40年代的10年），却一直关心现代文学范围的作家作品，有时还搞一点翻译，不仅译作品，也译过部分文艺理论。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担心在倾斜于某一方面的同时而对另一方面的学问知识出现了“偏枯”状态，从而产生知识面狭隘和学术信息蔽塞的弊端。当然，几十年过去了，我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走向“偏枯”的噩运，成为新时期（近20年）的时代落伍者。我受到好几位对性文学有专门研究的读者的批判，和一位正在北大读书的“新青年”的唾骂。我只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太缺乏自知之明，不应染指对当代最走俏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以招致几乎灭顶之灾。我已明确表态，今后再不敢去捋这些“当代英雄”的虎须了。
然而我还是要明白表示我目前的忡忡忧心。因为在今天，有些醉心于治现、当代文学和追求最新文艺思潮的中、青年学者和作家，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极其普通的常识和对于古典文学作品起码的语言文字的理解力，都贫乏到令人想象不到的极端“偏枯”程度；而他们本人对此却丝毫不以为意，只一味地侃侃而论、夸夸其谈，大讲其令人莫测高深的新学问、新理论，大写其神秘玄奥使人无从索解的文学咒语，从而跻身于21世纪的学者作家之林。但愿我这些忧虑是多余的，也同样是落伍的。因为我时常听到人们（包括自己的第三代人）用这样的忠言来告诫我：“时代不同了，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待新事物！”
1998年10月在北京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