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买票，理所当然。但在旧社会，看戏者并不都买票。除了军警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却从不花钱。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掏钱买票，雇人捧场。这些人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门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的“看客”。但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曰“听蹭儿戏”。
我从小看戏总是买票入场，很少“听蹭儿”。有一次同刘曾复先生谈起此事，刘老就说：“咱们从小看戏是下了本儿的。不像有些人，是被请去或雇去看戏的。有人饶白看了戏，还写捧场文章换稿费；而我们则是‘冤大头’，硬是拿洋钱‘捐’出来，才积累了一点儿看好戏的‘资本’。”我深有同感。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交给家长赎出来。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二十五元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二十元。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四十五元。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当然，我也偶尔有白看戏的时候：当时我的六姨外祖张醉丐老先生是报界前辈，也是一位老戏迷。他看戏一般总有人馈赠“红票”。有时因场次冲突或有余票，醉老就让我沾光。当然也有我软磨硬泡非请他带我去看某场好戏不可的时候。戏看得多了，醉老就让我写点豆腐块儿大小的“戏评”，骗到少许稿费便继续向戏院进贡。有一次杨小楼在哈尔飞戏院演《长坂坡》，醉老让我去了。回来后向他作简单汇报，醉老就根据我说的情形写了一篇剧评，一面还对我说：“这下子好了，我听戏也派代表了。人家不知底细还以为张醉丐整天‘泡’在戏园子里呢！”那一阵子醉老每天要给《小实报》写打油诗，有一个专栏。有时发稿在即，而诗料尚无着落，我便在一旁凑趣，说点马路新闻或看戏所见，醉老都细大不捐地予以采纳。等稿件发表，醉老便分润我一点稿酬，并说：“拿去听戏吧。”记得有一次醉老的诗题为《三出好戏虎猪羊》，就是由我提供的素材。大意是：一个人自诩为谭派票友，并拟彩唱三天，戏码是《洪羊洞》、《捉放曹》和《碰碑》。其实他一出也不会。到了现场，观众并未看见这位“谭派票友”。事后问起，他说：“第一天我扮虎形（旧时演《洪羊洞》‘病房前场’例上虎形，表示杨延昭是白虎星下凡，这虎被八贤王一箭射中）；第二天我扮吕伯奢家挨宰的猪；第三天我扮苏武放牧的那只‘老羊’。”这个诗料使醉老很高兴，发稿后接连带我看了两场“杨小楼”。
由于经常买票看戏，所以对30年代各戏班演出所售的票价大体还有点印象。就我亲身经历，最便宜的是“富连成”在广和楼演日场时所售的票价，前排每张只卖三角五，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四角挂零。如富社演夜戏，则票价每张四角，加捐后为四角六分，不论在华乐（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尔飞（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这个数目。中华戏校在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同。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当时称为坤角）每票不过六、七、八角。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我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也许是华乐，我记不清了）看《牢狱鸳鸯》，这是我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二元。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一元二，加捐后为一元三角六分。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郝（寿臣）同台或杨（小楼）郝同台，票价都在一元以上。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七、八、九角，最多不超过一元，加捐在外。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五元。我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大部分生涯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和西城的哈尔飞，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画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记得吉祥戏院的售票员是一位姓宋的老先生，他因我常去看戏而同我结为“忘年交”，经常给我留票，却不多收我的钱。有时临时动念去看戏，他也能满足我的要求。记得杨小楼在吉祥，有一次演出多年不露的《五人义》，我的十二舅父傅洲生先生一生最爱看《五人义》，不论谁唱这出戏，他都非看不可。这一次我外出刚到家，不等我吃饭就催我去吉祥临时买票，居然还搞到两张前排票。这都靠了那位宋老先生的成全。卢沟桥事变后，我由天津重到北京，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宋老了。至今我还很想念他。
如果到城外看戏，不论上哪家戏院，只要多花点钱，根本不用预先买票。售票处虽有“票板”，而好座位却都捏在所谓“茶房”手中。这些人的雅号叫“案目”，后来在上海则被人称作“黄牛”。他们用高于票价的代价向熟人出售较好的座位。只要是常去光顾的观众，他们心中大抵有一本账。只要你在开场时或正戏上场前赶到戏院，即使比较陌生一点的人也不愁看不上戏，用这种方式叫作“买飞票”。1934年秋余叔岩在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五元，却仍然万人空巷。我因票价昂贵不敢问津，只能在家里听无线电播音过瘾。后来读到马叙伦先生写的一段笔记，说他那天临时动念去开明看了叔岩这场戏。我想，马夷老一定是通过买飞票的渠道成为座上客的。因为当时报纸上几天以前就登出客满消息，临时从售票处肯定是买不到票的。
“飞票”的陋习一直延续到50年代全国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前夕。我在5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还临时从“茶房”手中以买飞票的方式看到李少春、叶盛章合演的拿手杰作《三岔口》（那时还是照老路演出的），地点是在今天的大众剧场。这是我最后一次通过买飞票看戏了。事隔30多年，时至今日，也值得大书特书一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