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不存戏单，是我平生一大憾事。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后来又续补了十年），可见戏单的文献价值。而我写文章则只凭记忆，难免挂一漏万或张冠李戴。往者不可谏，来日已无多，夫复何言！
就我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而言，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1932年我初到北京，当时已只有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而其他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印象中最初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1935年至19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轮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但石印戏单的流行似乎保持了很久。记得孟小冬拜余叔岩以前，某晚在吉祥戏院演《盗宗卷》和《黄金台》双出，戏单上在《黄金台》的下面注着“代盘关”三字（以“代”充“带”，是当时戏单和海报上被公开允许使用的一个别字），用的还是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那已是30年代中期了。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一至二枚大铜元，后来上涨到一至二分钱法币（法币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种币制，当时每一角法币约换大铜元二十七八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一至二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戏，即使是名角好戏，也往往上不了戏单。比如1932年至19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一时许开戏，要演到六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五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八九出之多，有一次高大轴演《哭秦庭》，郝压轴演《桃花村》，中轴子是吴彦衡、九阵风、慈瑞泉等合演的《青石山》，前面除开场垫戏外，计有马连昆的《取洛阳》、诸茹香的《打灶分家》、李多奎的《望儿楼》等，而戏单上只登载着后面的三出戏。又有一次我在哈尔飞戏院看荀慧生的全部《十三妹》（这是1932年秋末的事），前场有两出老生戏：时慧宝的《搜孤救孤》和贯大元的《南阳关》。在这之前，吴彦衡演了一出《薛家窝》，而戏单上却没有，也是只登出了后面的三出戏。可见在30年代，只根据戏单，并不能反映出一场演出的剧目全貌。只有像我这样没开戏就到场的小戏迷，才能确切知道这一场一共演了多少出戏。
当时的戏院，从开戏后到正戏（一般指中轴、压轴和大轴戏）上场以前，前台池座的通道上始终川流不息地有人走动。除上述卖戏单者和人所熟知的扔手巾把者之外，还有卖瓜子、卖香烟糖果以及按季节性出现的卖冰糖葫芦的等等。这些都与我无缘，因我从小就不爱在外面吃零食。只有喝茶，倒是我在戏园子里养成的习惯。
那时到戏园子看戏，除广和楼池座有八仙桌可置放茶壶茶碗外，一般横排对号的座位，都是在观众坐定之后，才由茶房端来一壶新沏的茶，并把原来扣在座位前面小窄条几上的中式茶碗给翻转过来，表示座客已到。然后到散场以前，再由茶房向观众逐一收讨茶钱，当然或多或少还要加点小费。讲究一点的顾客，往往自备一小包茶叶，茶房也代你沏上，并把你包茶叶用的那张纸缠在茶壶嘴的后端。我最初只为了口渴而喝茶，后来成了戏院的老主顾，便也学着样买上一包比较好的茶叶，在看戏的同时品茗消遣。记得有一次在吉祥戏院看杨小楼的戏，当戏正演到高潮，观众一个个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时，偏有收茶钱的跑来干扰。座中有几位老年观众因之大为不满，一面尽快把茶房打发走，一面已在慨叹新来的这一批服务人员“太不懂戏”了。
看戏喝茶的风气不仅北京有，各省、市都有。天津也不例外。1936年天津中国大戏院开幕，我随即成为座上长客。那里是把一只带架的铁圈安插在前一排座位的椅背上，为的好置放玻璃杯，然后由茶房提着大铜壶把茶一杯杯斟给观众。这种方式和习惯大约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前。而在北京建国前夕即1948年，有的剧场似乎已不再供应茶水。这些情况，对于建国后才进入剧场去看戏的朋友来说，几乎是很陌生的事了，姑妄记之，以资谈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