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莎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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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147 余叔岩晚年演出征实

天津《剧坛》双月刊1987年第三期(终刊号)刊登了杜联先生的一篇题为《余叔岩晚年的最后三次演出》的大作,文章提到余氏最后三次演出的背景、场合和剧目,似乎由于得自传闻,其中错误很多。为了辨是非、正视听,只好占用“戏迷闲话”的篇幅,根据我个人所知和挚友闻见,做一些订正。好在观看余氏晚年演出的座上客迄今健在者尚远不止一二人,倘拙文有未确之处,仍祈方家读者指正。

我想从余叔岩最后一次演出谈起。这是1937年岁次丁丑的农历正月在北京隆福寺的福全馆饭庄,叔岩为张伯驹先生四十岁寿辰演出的堂会戏。伯老与先父同庚,丁丑年是他虚龄四十整寿。在伯驹先生晚年所著《红毹纪梦诗注》(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初版)中曾几次提到这场堂会戏,应属第一手最可信的文献资料。现将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余四十岁生日,叔岩倡议演剧为欢。值河南去岁发生旱灾,乃以演戏募捐赈灾,出演于福全馆。开场为郭春山《回营打围》,次为程继先《临江会》,因畹华(小如按:指梅兰芳先生)在沪,改由魏莲芳演《起解》,次为王凤卿《鱼肠剑》,次为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次为于连泉(小如按:即筱翠花)、王福山《丑荣归》(小如按:即《小上坟》),大轴为《空城计》。余饰武侯,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极一时之盛。后遍载各戏剧画报,此为乱弹到北京后称为京剧之分水岭。本年夏,即发生卢沟桥事变,叔岩病重,小楼病逝,继先、凤卿亦先后去世(小如按:王凤卿至五十年代始病逝,伯老此文误记),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矣。

又云:

民初后,花旦以于连泉为佼佼者。《丑荣归》(《小上坟》)……清末多演此戏,后少演者,唯翠花能演……余于福全馆演《空城计》,特烦其与王福山演之。(页27)

又云:

方巾丑属于比较有身份有文学之剧中之丑,如《回营打围》中之太宰,《群英会》中之蒋干,《审头》中之汤勤是……民初后唯郭春山能演此类戏,因其有苏丑根柢……余于福全馆演《空城计》,开场烦其演《回营打围》,郭对人曰:“何人还叫演此戏耶?”已见知音者少,而老戏失传者多也。(页21)

据此,可以确认:这场堂会戏是1937年演出的,而且未几即卢沟桥事变,余叔岩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演出过。

至于余叔岩晚年倒数第二次演出,就我所知,并据刘曾复教授和白登云先生回忆,应为丙子年旧腊二十三日,即通常所说的祭灶日,其时已进入1937年,但农历却在春节之前。这一次是原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与张作霖同时在皇姑屯遇难者)之子吴泰勋(一名吴幼权)为其母做寿的堂会戏,余叔岩演《碰碑》,由马连昆扮七郎,白登云司鼓,朱嘉夔操琴。由于先祖母也是旧腊二十三过生日,因此这个日子我记得较清楚。这一次演出,杜文未提及,实际下距叔岩陪张伯老演王平的时间尚不足一个月。

我很难判定余叔岩在1936年最后一场演出是什么戏(即余氏晚年的倒数第三次演出),因为这一年叔岩演过好几场戏。杜文中所说的萧宅堂会演《盗宗卷》的那一场戏,是在1936年春天,地点在锣鼓巷秦老胡同萧振瀛本宅,临时搭的戏台。这一晚我本人在场,我一生只看过余叔岩这一出《盗宗卷》。这一次余叔岩戏码排得很靠前,八点多就上场了。配角是:律佩芳吕后,鲍吉祥陈平,王福山院公,徐寿祺张苍妻,李玉泰张苍子秀玉,李春义田子春,叔岩自扮主角张苍。《盗宗卷》后面是尚小云、谭富英的《四郎探母》,然后是程砚秋的《红拂传》,最后为杨小楼的《落马湖》。详情已见拙著《说余派》一文,此不赘,不过我可以断言者,即叔岩在此之后和在演《碰碑》之前,还演出过好几次。就我所知,1936年春夏之交,余叔岩和王幼卿合演过《打渔杀家》,也是堂会戏,友人李子彝君就在看过这场戏的翌日同我见了面,详细谈及头天夜里演出的实况。另外,余叔岩应宋哲元之邀,在中南海怀仁堂与程继先合演过《群英会》,后面还有杨小楼和尚小云的《湘江会》,亡友陈镇南君曾莅场观看,直到60年代他还藏有这一晚演出的戏单。由此可知,余叔岩晚年演出绝对不止三次,而且在最后三次演出中并没有杜文所说的那一场《打棍出箱》。

杜文所说的那场为湖北水灾义演的《打棍出箱》,乃是1934年秋天的事,地点在珠市口开明戏院,并非第一舞台。当时前排票价每张五元,我因买不起票,只好坐在家里听无线电实况转播。这场戏的演出,马叙伦先生在《石屋余渖》中,孙履安先生在《京尘杂忆》中,以及刘曾复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都有描述(详见拙著《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刘老并对我说错了的地方有所纠正。这次叔岩演的《出箱》,樵夫确由王福山扮演,煞神则由范宝亭扮演(杜文说是钱宝森扮演的,乃“想当然”),扮戈登云者为蒋少奎,扮差役者为王福山(一人赶饰二角)和李一车。“出箱”时叔岩走“铁板桥”,第一次未成功,第二次由检场人帮忙才出来的。这在当时的报纸上和刘曾复先生给我的信里都曾谈到,与杜文所说出入较大。

杜文最后谈到余叔岩曾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这是30年代初的事。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以后,协和医院被日伪接管查封,许多名医纷纷离去,故叔岩再次发病(40年代初)便找不到高明医生为之妙手回春了(叔岩所患为膀胱癌,故不时小便出血)。杜文最后说:“余此后还为长城唱片公司灌了几张唱片,如《沙桥饯别》和《摘缨会》等,都是他最后留给人们的珍贵艺术。”这话亦经不起推敲。第一,文中所说的“此后”是从什么时候以后?第二,文中所举《沙桥饯别》和《摘缨会》二片,并非一时所唱。第三,余氏在长城公司所录计四片,其中有《摘缨会》,乃1931年大病初愈后所灌制,司鼓为杭子和,琴师为朱嘉夔;而《沙桥饯别》则为1939年在国乐公司(后易名为太平公司)所灌制,司鼓为白登云,琴师为王瑞芝,嗓音较亮,调门也比长城公司时期所录唱段为高。这张《沙桥》和另一张《伐东吴》、《打侄上坟》才是余氏最后留下的音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