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青年女性爱好戏曲的相对来说恐怕为数不多了，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无论“大家闺秀”或“交际明星”，喜爱京戏和昆曲的却大有人在，不仅爱听爱看，有些更爱粉墨登场。我们从文娱活动的潮流亦可觇一个时代的风尚。
1932年秋我定居古都不久，就开始了我的看戏生涯。但看票友演戏尤其是“名媛”登台奏技的次数却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过一些的。当然，看这类演出多数是由于家长被邀请，自己跟着去观光的。
当时名气较高、年龄较大，而且后来终于“下海”的有陶默庵女士。陶是清末满族官僚端方的女儿，先是玩儿票，后来就正式以演戏为职业了。她演戏的水平大抵还不差，可印象中其扮相似乎不很漂亮，听说由于染上阿芙蓉癖的缘故。我看过她两三场演出，已忘记是什么戏了，只记得当时盛传的一段轶事。陶本人一向是自高身价的，每次演出，总要与名角同台。有一次她演《武家坡》的王宝钏，特邀马连良扮薛平贵。马先生在唱完“八月十五月光明”之后，青衣照例应接念：“住了，军营之中连个灯亮都无有么？”这时马未等陶张口，便随口问了一句：“昨天晚上打麻将手气怎么样？”陶只顾听闲话，竟忘了道白，被台下喝了倒彩。一时传为笑柄。到四十年代，又有一位想“下海”的女士与杨宝森合演《武家坡》，宝森在旦角唱完“我问他好来”之后接唱“他倒好”一句时，竟使一腔，把“好”字下面垫了一个“哇”字，恰好侵占了旦角要在“眼”上接唱的板槽，结果那位女士因无经验竟让过这一“眼”，而在“板”上张口唱出了“再问他安宁”，也落了个倒彩。观众乃称这两件事为无独有偶。这说明在旧社会，即使是“名媛”，想吃这碗戏饭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0年代还出现过一位雍女士，据说是一位德国混血女郎，也极爱票戏彩唱。最初海报只写雍女士，后来则写作“雍竹君女士”。此人我曾看过一次，是先母被人邀请携我同去的，演什么戏已全不记得了。而当时在爱玩儿票的“名媛”行列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后来驰誉京津两地的近云馆主。她是名门望族之女（著名美籍华裔杨令茀女士是她的姑母），又嫁到名门望族之家做少奶奶（她夫家姓周，与周叔、叔迦等老先生均为同族），而她却酷爱演戏，这在当时还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可是她的“艺龄”最长，直到1986年她病逝前还弦歌不辍，而她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她的小姑周铨庵女士，今亦七十七岁高龄，把大半生精力都献给了昆曲事业，甚至比一位专业演员还要热心。至今虽不能登台，还在授徒课艺。目前北京昆曲研习社中有些几岁、十几岁的娃娃，大抵相当于她的曾孙女了，只要想学，这位老太太总是废寝忘食地掰着手指头一字一腔、一招一式地去谆谆教导。有一次铨庵要我为她的这些娃娃写文章捧场，而我想到的却是，为了振兴京昆戏曲事业，真正该受表彰的倒是铨庵女士本人。这种不图名不为利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这些爱好艺术的内外行们认真学习。1950年初夏，铨庵和近云馆主在天津中国戏院同台义演《游园惊梦》，姑嫂二人分扮杜丽娘和春香，并特邀姜妙香先生扮演柳梦梅。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日场，我到后台去看铨庵，并专诚到化妆室向正在扮戏的姜老请教。此情此景至今难忘。这是我第一次看铨庵的戏。1979年末，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在吉祥戏院举行纪念演出，压轴由铨庵彩唱昆曲《断桥》，当时八十高龄的俞平伯先生和俞师母一同莅场观看，大轴由王金璐同志演《挑滑车》。我和北大的林焘教授看完后都慨叹地说：“这大概真是一场纪念演出了。”从那次以后，我就再没有看铨庵的戏。屈指算来，至今又复八年。我谨祝铨庵女士健康长寿。
30年代，在北京不时彩唱演出的还有一位俞珊女士。我印象中她每演必为《贵妃醉酒》，但我一次也没有看过。
最后我想提一下吕宝棻女士。这位小姐在30年代确是一位“明星”式的大家闺秀，报纸杂志经常登载她的照片，值得称道的是她的昆曲和京剧造诣极深，称得起文武昆乱不挡，林焘教授对我说，1936年他在金鱼胡同福寿堂看过一场戏，是杨宅堂会，吕宝棻在中场演了一折昆曲《昭君出塞》，由孙盛武（也许是高富远）配王龙，原定由叶盛章配马童，因盛章伤臂，改由郭世诒代演，而盛章却坐在幕侧看戏兼“把场”。另外还有余叔岩、朱琴心合演的《戏凤》（上篇《闲话》中谈及余叔岩1936年的演出漏举了此戏），杨小楼的《铁笼山》等。林焘先生说，吕演得相当精彩，有的内行还不及她功底深，身段美。而刘曾复教授则告知我吕的另一次堂会演出，即1937年初（丙子旧腊二十三）吴宅堂会余叔岩演《碰碑》的那一场。当晚除《碰碑》外，还有程砚秋的《大登殿》。而吕宝棻则演双出，一出武旦戏《青石山》，另一出青衣戏《回荆州》。由此可见，吕在30年代的“名媛”中，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我本人不认识吕宝棻，也没有看过她的戏，却有幸与她的胞妹宝楣女士在小学里同过学。1932年秋我定居古都，未几即入汇文一小读书。汇文一小当时的制度每个年级分“志”、“好”、“勤”三班，“志”、“好”两班只有男生，唯“勤”班多数是女生，只有少数成绩优秀而操行良好的男生才有资格分入“勤”班，与女生一同上课。我当时是在“勤”班的。吕宝楣女士彼时不过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却风头甚健，用今天的话说是属于“开放”型的。每逢开联欢会什么的，她总走上台去清唱几段京戏，是唱青衣的，唱得确实不错。那时班上风气闭塞，男女生虽同班却并无交往。有时倒是这位宝楣女士爱主动同男生搭讪，拿几个腼腆的男孩子开开玩笑。记得有一次我就曾被这位吕小姐和其他几位女同学当做善意嘲弄的“笑料”。后来听说，就在那个时候，追求这位吕小姐的已不乏其人了。1934年春，我因举家迁居而转学到天津，汇文一小同班的男同学只有一两位后来见过面，其他的人就完全不知所终了。前几年林焘教授夫妇赴美讲学，曾在一家京剧票房遇到了吕宝楣女士，大约也早已失去儿时的丰韵了吧。她同林焘先生夫妇本不相熟，但异国相逢，却颇多感慨，思乡之情亦极殷切，很坦率地说起一个女人上了年纪在那种社会里生活很难混云云。至于宝棻女士是否还健在，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