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已多次在拙文中谈及，自己所以成为戏迷，是同从小听留声机唱片分不开的。寒斋的唱片最早是先祖买给先父听的，这一批老古董成为我儿童时代听京戏的启蒙教材。1929年，蓓开公司、开明公司几乎同时开业，高亭、胜利等公司也纷纷邀请著名演员录制新唱片。当时书坊为满足顾客需要，也争印“大戏考”一类专门收录唱片的唱词汇编，只要有这样一套书，想收藏唱片便可“按图索骥”。这时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除偶尔缠着先祖母和先母为我买一些唱片外，想充分满足买唱片的欲求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便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一年到头，家里给的少量零用钱很难集腋成裘，唯一的大宗收入就是过旧年所得的压岁钱。记得1931年，当时虚龄十岁，我以35元现洋买了一台高亭公司出产的方盒式留声机，可以兼听钻针片和钢针片。直到今天，它虽已“老态龙钟”，仍摆在我的书斋里，供我偶一使用。这台留声机在“十年浩劫”中当红卫兵抄家时曾被认作一种秘密武器而给搞得遍体鳞伤，后经二小儿耐心修缮，才得苟延残喘没有报废。今日追怀，堪称“佳话”。
说到买唱片，不妨把话说得远一点。我1932年以前所收藏的唱片都是在哈尔滨的几家大百货公司里买的。当时道里有公和利、阜和昶等公司，道外有同义庆商店（“道里”、“道外”均为哈尔滨地名），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有的售货员已认得我这乳臭未干的孩子，有时到了新货，还主动推荐；即使买不起，售货员也慷慨地放给我听。有些唱片，还是那时听后的印象，过了几十年才买到手的。我对那几位和蔼可亲的售货员至今怀有敬意和感激之情。1932年回到北京，经常去的是王府井几家商店。当时如亨得利等钟表店，大都兼售唱片。记得那时有一家胜利公司唱片经销部，专卖中西胜利唱片，地址位于今百货大楼迤北，我也不时进去走走。敌伪统治时期王府井南口有一家乐器店，地址约在今新华书店迤北，里面也出售唱片。其特点是在柜台上总摆着好几堆唱片，任顾客翻来覆去地拣择。我在那里曾买到不少当时已经绝版的佳品。那时经常偕我同行、并不时为我出谋划策的是表兄傅和孙先生。他长我十岁，自先母于1960年病故，已近30年未再谋面。“文革”中听说表嫂受惊吓患脑溢血症逝世，他也从城里迁住东郊。如果健在，祝他长寿。
从1936年我迁至天津，大量唱片都是在当时泰康商场楼下的隆记商行买的。后来在天津北洋戏院对面的隆声商行和梨栈大街（今和平路）的瑞和隆唱片行也买过一部分。40年代以后，新唱片日益减少，旧唱片日益增多，隆记商行终于歇了业。我也便由跑商店改为逛商场，因为当时旧唱片货摊多集中在天祥市场和劝业场的楼上，而天祥尤多。偕行者则为舍弟同宾。1946年我结婚以后，我妻子偶尔也陪我兜上几圈。记得建国初期，老友华粹深教授与我本为同好，我们一有空便联袂去逛旧唱片摊，各取所需。每尽兴而归。有一次，南开大学教授孟志孙先生也与我和粹老同游。孟老对此毫无兴趣，却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奉陪。结果我和粹老连拣带听，更与摊贩讨价还价，流连了三四个小时，尚且余兴未尽。而孟老则鹄立静候，两足酸麻，到后来竟面色苍白，冷汗不止。分手时孟老长叹曰：“今日真舍命陪君子也！下回我再也不来了。”今孟、华二老皆为古人，我自己也白发盈颠，追想昔年同游之乐，恍如隔世矣。
1949年刚建国不久，北京的旧唱片摊集中在东单广场。片商之多，货源之足，令人咋舌。可惜当时我缺乏购买力，只能“择优”入藏，精益求精。由于挑来拣去，十中仅取一二，还不时受到摊商的冷嘲热讽，我也只能装聋作哑。后来这批摊贩被集中到隆福寺，我当然又成为那里的常客。久而久之，与片商混熟了，便约定日期，到他们家里去看货选购。有一次我同华粹深先生曾在一个摊贩家中耽搁了一整天，连午饭都忘记吃。60年代以后，旧唱片货源渐稀，我和粹老逛唱片摊的兴致也逐渐冷下来了。这时我通过一位学生的哥哥，开始从上海搜求旧唱片，后来我又把这位同志介绍给华粹老。我们两人60年代以后入藏的旧唱片，绝大部分都是从上海买到的。
关于我同华粹老收藏唱片过程中的趣闻轶事是不少的，我们互相交换、彼此赠送的藏品更不胜枚举。记得有一次在隆福寺，我流连了一下午，把身上所带的钱花得几乎只够回家的车费了。这时突然发现了几张香港新乐风厂30年代出版的梅兰芳、姜妙香两位录制的唱片。其中有梅兰芳的《春灯谜》、《四本太真外传》，姜妙香的《二本太真外传》（高力士扯四门唱段）等。《四本太真外传》我已入藏，而粹老还未买到。他因不常从天津来北京，曾托我如见到即代他购进。另外两张，粹老已有《春灯谜》，而我们两人都没有姜先生的《太真外传》。我算了算身上的余钱，只勉强能买进一张。思想斗争了好半天，最后决定还是应当先人后己，掏出钱来把《四本太真外传》买下。偏偏就在这时，另一位中年男同志毫不犹豫地把梅的《春灯谜》和姜的《太真外传》两张唱片买走了。我彼时的思想状况，真如唐人聂夷中诗句“剜却心头肉”一样地难过。如果当时没有人买，我会恳求片商为我保留一天，次日也就买到手了。直到今天，那张《春灯谜》我还未搜求到；而姜老的《二本太真外传》，则有幸从朱学昀同志那里辗转买到原片的录音，虽效果略差，总算聊胜于无。
就在我和华粹老对搜求唱片的兴趣逐渐冷淡下来的时候，另一位“唱片迷”同我们取得了联系，那就是红学家吴恩裕教授。吴恩裕先生在这方面称得起后来居上。他不满足于逛唱片摊，连找到唱片商的家里去物色也嫌不过瘾，而是千方百计通过请机关单位开了介绍信不辞辛苦地去各个废品站去“挖潜”。北京的废品站跑遍了还不算，更向外地的废品站、旧仓库去“见缝插针”。单从华粹老那里，吴先生就拿走了三四份介绍信，看来天津的废品站他也几乎踏破了门槛。诚然，“种瓜得瓜”，吴先生搜求到的唱片确有我和粹老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海内孤本”，如利公司出版的龚云甫的《行路训子》头二段，老蓓开公司出版的讷绍先的《大回朝》等，我都借来听过。遗憾的是，十年浩劫把华粹老几十年收藏的唱片砸得一干二净，吴恩裕先生的劫余唱片目录中也没有一张精品了。我之所藏，则十九为“大路货”，并无足贵。今写入《闲话》，无非对华、吴二先生略致悼念之意耳。
1988年9月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