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燕都》双月刊慷慨给予篇幅，断断续续发表了拙著《戏迷闲话》。到本期为止，一共连载了十篇，看来可以告一段落了。谨在此向广大读者和编辑部的同志致谢。
这几年，写回忆性质的文章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戏曲方面，不少作者以各种文体（包括像拙作的这种“闲话”形式）发表的回忆往事的文章，有长有短，指不胜屈。这类文字，有的尽管以茶余饭后的话柄谈助面貌出现，但既属文坛掌故，自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才不算“灾梨祸枣”，浪费笔墨。然而仅就我读到的为数有限的文章和书籍而言，有不少是以讹传讹，信笔写成，甚至向壁虚构，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态度，对读者并不负责的。几年前我曾在某报写过几篇《艺海求是札记》，旨在匡谬正讹，拾遗补阙；但由于过分较真，难免言不中听，发表了几次便无疾而终，连原稿也不知去向了。当然，写这种回忆文章，倘无文献依据，只凭个人追想，难免有误记误传之处。这就要求每一位写这类文章的作者有点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有错必纠，知过必改。即以拙作《戏迷闲话》而论，就曾得到老友朱家，刘曾复两位先生的匡正，我准备把它们印单行本时进行修改。但也有些人并不这样想，更不这样做，甚至从一开始，其撰文目的就为了哗众取宠或文过饰非，而不是采取严肃认真、对读者负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总以为事隔多年，反正死无对证，任凭自己信口开河，而让别人看到听到却必须承认他说的全是“信史”。这种自欺欺人的文章实在是太不罕见了。比如有人说梅兰芳唱过《坐楼杀惜》的阎惜姣，程砚秋唱过《玉堂春》的“监会”、“团圆”，杨小楼晚年唱《安天会》先从后台把金箍棒扔出，然后翻一串斗到台口把棒接住，还对观众做鬼脸吐舌头；以及什么裘盛戎带着王正屏去拜访谭鑫培等等，岂但无异痴人说梦，简直成了海外奇谈。最近还有人写文章，说王长林、福山父子笃信道教，因此扮演《青石山》的王半仙惟肖惟妙云云。殊不知王半仙这个“人物”，乃是剧作者用来揭露不懂法术的道士在社会上招摇撞骗的；一个真正笃信道教的人是不会扮演这个角色的，王氏父子乃因与道士有交往，故熟悉其神态耳。看来这位作者连《青石山》这出戏也没有看过。只是我个人见闻有限，无法把这类文章一一读过并指出舛误。谨在此向各界人士呼吁，希望我们的文风能够有所改变，即使是“闲话”也应实事求是。
现在，在拙作《闲话》即将结束之际，我想谈一桩既与北京有关，又涉及我本人的“公案”，说明写戏曲界追忆往事的文章要做到实事求是是多么不容易。希望知内情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1988年夏天，著名京剧老生陈大因病逝世了。我对陈的艺术一向是欣赏的，他的逝世确是京剧界的损失。但这与他生前曾否拜余叔岩为师却完全是两码事。同年8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记者翁思再同志在晚报第二版撰文，把广大读者对于陈是否余门弟子所产生的疑问归之于拙著《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中的一段话，似乎读者之所以怀疑，完全是由于拙文引起的。于是翁走访了范石人先生，并根据范的回忆对此事加以澄清。这就逼得我不得不来谈谈这桩“公案”的一些细节了。
陈大北上求师问艺，在北京一住六年，这确是事实；六年中连余叔岩的面也未见到，这也是事实。但据范石人的回忆，却是这样说的：
……大还不敢提拜师的事……而我却不顾这些，毅然给余叔岩写了长达八页的信……这封信通过余叔岩的密友，当时的北京市粮食局长窦公颖转给了余叔岩……1943年初，我陪着陈先生恭恭敬敬地来到余叔岩家，余先生……答应等自己病体稍好的时候，让陈上余家来正式行拜师礼……可是等了二三个月还不见音讯。这时陈接到上海女朋友来信，要他回去一趟，他便于二月二十九日回沪了。谁知第二天清晨，余叔岩的管家来……敲门……行拜师礼的时机就这样错过了，实在可惜……
这同我所知道的情况并不相符。翁文又云：
范石人先生最后说：陈先生虽未正式行拜师大礼，但余叔岩答应收陈为徒这件事，圈内之人都是知道的。因此，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里，由张伯驹先生撰写的“余叔岩”条目里，也把陈大列为余叔岩的弟子。估计吴小如先生撰文时，尚未看到大百科全书。
这里我只想谈两件“圈外人”都知道的事。一是陈拜叔岩无门，便向私淑叔岩的余派名票李止庵（适可）先生求教。李本答应给陈“说”戏，但一见陈把范石人带去记谱子，李就不高兴了，从而拒绝了陈。二是陈的余派戏究竟跟谁学的呢？主要是跟刘曾复先生学的。翁文中提到的窦公颖（他当时任北京市外城某区区长，并非粮食局长），正是刘曾老的亲戚。通过窦去找叔岩缓颊，希望促成陈之拜余为师成为事实，也正是刘曾老给陈指出的一条明路。但终因叔岩病情加剧，此愿终未实现。始而陈想趁叔岩一息尚存之际，在病床前叩头行礼；刘曾老阻止了陈。因为人未死而卧床不起，有人在床下给病人磕头，无异诅咒病人速死。所以刘曾老对陈说，这样操之过急，反而弄巧成拙。由此可见，余氏生前并未见过陈大。最后窦给陈出主意，余叔岩病逝后让陈以弟子身份赴灵堂行礼，并在挽幛上落“弟子陈大叩挽”的下款。这就是叔岩和陈大之间所谓的“师生关系”。这些事我本不愿公开说明，但鉴于自己所知与范的讲话出入太大，只好据实和盘托出。个中详情，刘曾复教授今健在，我不想多说了。
我对陈大印象本不坏。40年代，陈首次到天津演出，曾通过潘侠风先生给我下请柬，邀我赴宴，我虽婉辞，但他的戏我还是大部分看了的。范所谈在北京长安戏院首演的《战太平》，我也在场看戏，事后记得还写了剧评。后来大同志在京津两地演出，我经常是座上客。直到70年代初，门人钮骠同志到杭州工作，由于人地生疏，我曾请刘曾复先生给大同志写介绍信，希望对钮骠同志多加关照。而大同志却对钮骠说，他只是认识曾复，彼此“交流”过艺术经验而已。这才使我感到大同志太不实事求是了。据我所知，大同志的《法场换子》、《教子》、《御碑亭》、《搜孤》等戏，都是受自曾复；而他的拿手戏《沙桥饯别》，连本子都是从曾复处得到的，夫岂止“交流”而已哉！
至于范石人对翁思再同志的谈话，不少地方都经不起推敲。比如范说陈曾聘王长林、钱金福给陈说戏。陈是1938年之后才到北京的，而王长林卒于20年代，钱金福卒于30年代初，大皆不及见，怎么会给他说戏！陈首演《战太平》，前面是孙毓堃、侯喜瑞、许德义合演的《恶虎村》，并非《连环套》。开场则为叶盛兰、张春彦、范宝亭合演的《借赵云》。这是我亲眼目睹的。范说陈于1943年2月29日返沪，请问，1943年2月仅二十八天，何来二十九天！（1944年才有2月29日，可惜叔岩已病故了！）说到大百科戏曲卷，我是这一卷的编委之一，何以见得我未读此书？张伯驹先生原为我的父执，我同伯老也是熟人，他写的百科条目，最后并非伯老本人定稿（伯老1982年初即病逝），窃谓这并不足成为“定论”的依据。何况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如翁文所说，一“入典”便成“定论”，那么何以拙文所记便不足信，而别人的口头谈话倒成了“天经地义”呢？范之所言，无非以为翁思再同志年龄较轻，于往事不易得到印证，故大言以欺世耳。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拙文亦因此而不惮辞费，知者其鉴诸！
1988年8月初稿，同年11月改订
〔附记〕据报载，说当初人们称孟小冬、李少春和陈大是“余派三杰”，此纯属虚构。姑不论当时根本无此提法，即使要算“三杰”，恐怕也得先算上杨宝森而轮不到陈大。夫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然而“求名在务实”，倘只务虚名而置事实于不顾，终不免贻来者之讥也。可不慎哉！1988年11月校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