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王瑶卿先生曾对程砚秋有一字评语，曰“唱”。这个评语极有概括性。四大名旦都是唱、念、做、打全面发展的杰出人才，而瑶老独许程先生以“唱”字当头，足见程派的唱工确有独到之处；不仅其唱腔唱法本身有明显特色，即就程先生个人的艺术修养言之，他的“唱”也比“念”、“做”、“打”更为突出。而在程先生的唱工戏中，窃以为前期当推《文姬归汉》为代表作，后期唱腔唱法的特点，则集中于《锁麟囊》一剧之中。程先生本人固然对这两出戏都十分珍视，但我以为在他的心目中，《文姬归汉》所占的比重可能更大些。
我自1932年秋回到北京后，除1934年在天津住了半年外，直至1936年暑假，我一直在北京读书，并经常看戏。程先生从法国归来，长期在北京中和戏院演出，我也屡为座上客。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40年代初程先生为抵制敌伪息影歌坛以前，每逢他到天津演出，我也从不放过莅场观摩的机会。就我的印象所及，程先生每次贴演《文姬归汉》，总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照例加价；二、强调“年只一演”，即不论在北京或外地，每年在一地只演一次；三、如在北京，大抵在年底唱封箱戏时才演出；如在外地，则于临别纪念时（往往是最末一场）演出。及《锁麟囊》上演后，虽亦加价，但每一期却不止演一场，而且也不一定到“临别纪念”时才贴演。可见程先生认为《文姬归汉》的“规格”确比《锁麟囊》要高得多。
有人说，程先生本人已感到《文姬归汉》内容上有问题，所以建国后便不再上演，选印剧本时也没有把它编入。这话并不可信。程先生的本戏建国后未上演者很多，远不止此一戏；选印剧本时也不免沧海遗珠。但《文姬归汉》却是确曾上演过的。抗美援朝时，程先生在北京曾义演过两场戏，票价高达每张四元人民币，其中有一场就是《文姬归汉》（另一场是《锁麟囊》）。1954年，程先生还把“整归鞭”一段导板慢板录了音，制成唱片，至今仍在播放。另外，程先生的弟子赵荣琛同志也演出过此戏，虽略有删减，基本上照原样演出，未做大改动。这足以说明《文姬归汉》即使有较大的局限性，也还是可以演出的。
程先生留下的《文姬归汉》的音响资料虽不算少，却非全豹。1929年他在高亭公司录下了“祭昭君墓”一场全部反调唱段；1931年在长城公司又录了前面的快板和原板；加上解放后的一段录音，所缺者还不算少。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就没有录制唱片。此戏的艺术特点即在于从头唱到尾，唱段多而长，唱腔又复杂多变化，至为繁重。尤其是“祭坟”一场，是程先生在歌唱方面艺术修养最见功力的地方。因为别的演员在唱了那么多的唱段以后，还要再唱一大段反调，肯定是无法胜任的；而程先生在台上却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观众在听戏时，仿佛感到前面那些唱段都是为了给这段反调作铺垫而设计的。因此，人们每称这一大段反调是全剧的“戏核”或“戏胆”，即今所谓之主要核心唱段。删掉“祭坟”的反调，无异于抽掉一个人的脊梁骨。至于剧本的主题思想，则渊源于保留在《后汉书·董祀妻传》中的《悲愤诗》和传说为蔡文姬所制作的《胡笳十八拍》。如果说这出戏中存在着某些不利于今天民族政策的词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其严重之程度往远里说不及《悲愤诗》本身，往近里说更不及岳飞的《满江红》。甚至还可以说，只要郭老的话剧剧本《蔡文姬》可以演出，则程派的京剧《文姬归汉》旧本也完全可以公演。为了慎重起见，约略调整一下场次，修改个别词句，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说这出戏的主题思想已达到不改动就无法上演、一上演就会影响当前的民族政策的程度，我看未免近于危言耸听。尤其是“祭坟”一场反调的唱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当前的民族政策并无违碍字样。我认为，绝对不因删去了这段反调便加强或突出了全剧的思想性，或者说也绝对不会因为保留了这段反调便削弱了全剧的思想性，或给我们的民族政策带来了恶劣影响。而删掉反调便削弱了全剧的艺术性，甚至说降低了此戏的艺术水平或取消了此戏的高潮，却并不为过。当然，原剧本场次结构颇有散漫拖沓之处，这是无可讳言的；但其症结却完全不在于这一主要唱段的增减上。而且这同剧本的主题思想的高低好坏也完全是两码事。
1980年冬，李世济同志以发展程派为己任，把《文姬归汉》改编后公演了。从思想内容看，剧本强调了民族间的团结和亲政策，但有不少情节却处理得违反历史事实。而在艺术处理方面，我以为毋宁说是比较失败的。因为她新添进去的几个唱段，根本不像程腔，且与程砚秋原来设计的唱腔唱法在风格上很不统一；更令人失望的是，删去了“祭坟”一场，因而全部反调被取消。这一点在观众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对。我在1980年10月，曾撰小文对此表态，并倡议新旧两本不妨同时演出，以资比较。而且我还提出，如果在新本中恢复反调，而原有词句如与新本有相枘凿处，不妨做些改动。在此之后，有的同志（包括世济同志本人）在舞台上或清唱中已重新恢复了这段反调，这一事实足可证明我的意见并非无人附议；退一步说，我的倡议至少有一部分已被采纳。可见我原先的倡议是谈不上什么“极端保守”的。不料范钧宏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竟不指名地对提这样建议的人（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了）给扣上了一顶“极端保守”的大帽子（钧宏同志本人也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应该知道这句话的涵义意味着什么，有多重的分量）。这篇发言载于1983年第一期《戏剧报》，我虽看到却并未反驳，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足可代我说话了。但《文姬归汉》剧本的原作者金仲荪先生的公子永祁同志，却对钧宏同志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一系列的质询（见1984年第四期《戏剧报》）。这就迫使钧宏同志不得不对此表态，说他并未全盘否定《文姬归汉》的原本，只是反对那种主张新旧本同时并演的意见，认为这是“只顾欣赏艺术，不管政治影响”的一种“极端保守观点的反映”（见1983年第五期《戏剧报》）。于是矛头就一转而指向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某些倡议者了。我以为这样一种文风，真不像是钧宏同志这样修养有素的老作家所应有的。钧宏同志还说，主张《文姬归汉》新旧两本同时演出的意见“并不能和红线女同志既演《王昭君》又演《昭君出塞》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只是艺术上的竞赛，并不存在什么政治问题”，我看也纯属强词夺理。因为谁都知道，《王昭君》和旧本《出塞》所反映的是两种截然相反、互不相容的主题思想。
钧宏同志前后两篇文章中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不一而足的，我这里不想多谈。我只想说，百家争鸣不宜于一上来先给别人扣帽子，这种开帽子老店的办法早已过时，未免太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了。这不仅是讨论《文姬归汉》新旧本孰为优劣的问题，而是对我们当前的文艺政策如何领会和执行的问题。所以本文即使写得不像回忆录，还是要诚恳地多说几句，也算“立此存照”吧。
1983年6月
〔附记〕程先生《文姬归汉》演出实况有全部录音，今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1983年写此文时，我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合亟补正。1989年1月校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