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谈到“戏曲文献学”，似乎并未引起有关方面注意。这几年全国各省市都在进行《戏曲志》的编纂工作，其中有个属于资料性的项目，就是按时间顺序编排出一套完整的当地各个剧种的演出史。这工作很重要，它是戏曲文献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方面天津艺术研究所进行得比较早，也卓有成效。而在京剧发源地的北京，似乎还未遑及此，显然是落后于形势了。
掌握一个城市的戏剧演出史料并不太难，只要耐心地从历年的报纸广告上逐日抄录，便能基本上获得应有资料，虽然有时某些细节还不够准确，如因故停演，临场易人，或临时换戏之类，不在现场看戏的人是不可能完全获悉的。而建国以来，即以北京而论，由于报纸广告篇幅紧缩，不仅登广告的日期短暂，而且非主要演员也很少见报，久而久之，便有无从稽考之虞。因此这些广告毕竟还不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绝大多数的剧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工作日志”的制度，实际上这正是戏曲文献积累方面的一大缺陷。
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远在大洋彼岸、已届九十高龄的周明泰（志辅）老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手编的《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包括续补部分），乃是凭借个人看戏的经历并根据自己收藏的戏单积累成书的。这样有益于戏曲文献学的京剧演出史料而成于个人之手者，迄今还没有第二份。最近，上海的两位戏迷朋友（他们是大专院校的教师）利用寒假期间翻检了1946和1947两年报纸上刊登的上海各戏院的全部演出广告，并准备分类整理，旨在反映抗战胜利后上海戏曲界的繁荣景象，包括梅、程两位大师在较长时间内开展竞赛式的精彩演出过程。我相信他们会作出有价值的科学分析的。然而，这样繁重而艰巨的工作竟由两位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戏曲业余爱好者来动手，不正折射出另一不大正常的现象：我们的那些既在其位则应善谋其政的专业研究工作者究竟在干什么呢？
近年来，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和自觉自愿以及自发的，确也出版了一批有关戏曲史料的著作，如政协所编的两厚册《京剧谈往录》，便是极好的物证。但是只凭个人回忆，是很容易与事实有出入的。我自己所写的这类文字，就屡屡得到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志们的匡正。通过上述两位在上海的朋友的劳动成果，很明显地纠正了八十高龄的翁偶虹先生的误记，盖当梅先生在上海演出的初期，李多奎并未参加他的剧团。又如《京剧谈往录续编》中，有人追记30年代中期在北平的萧（振瀛）宅堂会，竟列入梅兰芳、谭富英合演的《武家坡》，这也是道听途说。因为那场戏我本人即是观众之一，谭富英那一晚是同尚小云合演的《探母回令》，而梅先生当时则绝对未在北京。再如一位老学者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他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经常看戏，花上几毛钱就可以在广和楼看富连成科班演出，所举的剧目却是马连良、李世芳、叶盛章合演的《打渔杀家》。这至少有三个错误。一是李世芳坐科时，马连良早已毕业挑班，两人不可能在科班内同台演出；二是即使在李出科后真有可能与马、叶两位合作，票价也不会只卖几毛钱；三则这样的合作戏也不会在广和楼上演。
通过这些不大不小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编纂、整理戏剧演出史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而戏曲文献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又该有多么重要！
拙作《菊坛知见录》原拟写一百段，在报上刊出的只有20段；后来改名《津门乱弹录》和《看戏温知录》，分别在天津的日报和晚报上连载，虽受读者欢迎却遭到报社高层领导的厌弃，两次均“无疾而终”。现在把这三部分凑起来，勉强够一百段的总数。究竟有无价值，还有待广大读者评说。从我本人的主观愿望讲，我只想给戏曲文献学和京剧演出史添上一砖一瓦，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点“长编”性质的零碎资料而已。因此就以上述的简短呼吁作为《菊坛知见录》的结束语，读者鉴之！
1989年3月上浣在北京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