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小文是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读古人作品一定要独立思考，破除先入为主的成见，不要人云亦云，跟着古人炒冷饭。但创立新说，又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根有据。不能异想天开，随心所欲，凭主观臆断来标奇立异，哗众取宠。
这首《韩子》是王安石写的若干首评论古人的七绝之一，指的是唐代大作家韩愈。除这一首外，王安石也为商鞅、苏秦、张良、韩信等古人写过发表议论的诗，诗题都直呼其名。这里称韩愈为“子”，从题目就说明王安石对韩愈是相当尊重的。诗的全文是：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明嘉靖刊本这一句又作“默默谁令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第一句的“纷纷”是指古往今来纷纷扰扰的世俗之人，等于说“芸芸众生”，这同嘉靖本第二句又作“默默谁令识道真”的“默默”是互文见义，意思说这些纷纷扰扰的人却又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庸庸碌碌之辈。“百年身”一语见于鲍照和杜甫的诗，“易尽百年身”，指人生短暂。“道真”见于《庄子》和《汉书》，这里指儒家孔孟之道的真谛。不论是“举世何人识道真”还是“默默谁令识道真”，这一句都是指世上没有人能够领会孔孟之道的真谛。韩愈虽是古文大师，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擅长写文章。他自命为孟轲的传人，当然他对孔孟之道的真谛是有所认识的，可是这并没有被世俗之人所了解。“力去陈言”见于韩愈的《答李翊书》，他的原话是“惟陈言之务去”，意思说写文章一定不要说别人说过的陈词滥调。这个观点本不错，可是韩愈认为这只是他在写文章方面的奋斗目标之一，而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识”孔孟的“道真”。“末俗”，指王安石当世的浅俗之人；“夸末俗”，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倒装句法，应该讲成当世的浅俗之人仅只看到“力去陈言”是韩愈散文的特色和成就，从而对此竞相夸尚。言外之意，这些“末俗”之人对韩愈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在北宋当时，就有那么一批读书人，专写一些故作艰深的诘屈聱牙的文章，从而受到欧阳修的反对。可见王安石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同样看法的。所以他说这些人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这句诗是套用韩愈本人的诗句（他在《赠崔立之评事》一诗中有一句“可怜无益费精神”，王安石只改动了一个字）。这同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讥笑初唐四杰的那些“轻薄”的读书人进行指责，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性质上正相类似。可是由于宋代的士大夫对王安石大都抱有偏见，包括给王安石诗集作笺注的李壁在内，都认为这首诗是王安石在讥讽韩愈还没有“识道真”，只知道从表面上追求“力去陈言”，并以此向世俗之人夸耀，于是就挖苦韩愈“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样讲法，恐怕既歪曲了韩愈更歪曲了王安石。因为韩愈当时提倡作古文，本就被认为不合时宜，那些世俗之人对韩愈也根本瞧不起，韩愈又怎么会向这些人去夸耀自己有“力去陈言”的本领呢？而王安石写这首诗，本来是把自己当成韩愈的知音，从而对韩愈加以肯定，对“末俗”加以抨击，怎么能既讥讽韩愈还没有“识道真”（诗中的“何人”是不应该包括韩愈在内的），又嘲笑他“可怜无补费精神”呢？在宋代的古文家中，王安石学韩愈是被公认为升堂入室的，这在李壁的《笺注》中也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世上哪有这样的逻辑，对于自己十分认真学习的榜样，却连讥笑带挖苦。王安石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说到这里，还想附带讲一件事。欧阳修对王安石是很赏识的，他虽不是王的老师，却是王的前辈。欧阳修曾经写过一首七律赠给王安石，前四句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对于王安石的赞美是不遗余力的。“翰林”指李白，头一句是说王安石在诗歌上的成就不下于李白；“吏部”一句，用的是南齐谢的典故，可是诗里写得明白，“吏部文章二百年”，韩愈曾为吏部侍郎，而且说的是文章，当然是说王安石在文章方面的成就不下于韩愈。所以王安石在回答欧阳修的一首七律的前四句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三、四两句，是分承一、二两句的。意思说自己想在继承孟子的道义方面多努一把力，将来或许能够探索到孟子的思想深处；可是在写文章方面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看来这一辈子也未必赶得上韩愈了。这明明是推崇韩愈的话，更没有嘲笑欧阳修只知道学韩愈的文章而不懂得研究孟子的思想的意思。可是宋朝的士大夫，包括李壁在内，却说这是王安石在蔑视韩愈，认为韩愈的水平有限，并不是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从古以来，不少学者文人都人云亦云地跟着这种看法随声附和，仿佛王安石是个狂妄无知到极点的人，甚至有人认为王安石除了孔子以外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批评到了。这真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偏见。如果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会对王安石这首诗作出如此不近情理的曲解。
我们反对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更反对打着手电筒专在别人身上挑毛病。而有这种缺点的人恐怕从古以来就不少。宋朝士大夫对王安石抱有偏见，曲解他的诗意，硬说他瞧不起韩愈，因而对韩愈极尽讥讽轻蔑之能事，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