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陶渊明，高士也，他在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乡间一边挨饿，一边被蚊蚋追着咬，却还高吟“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开田园诗派诗风，很受后人追捧。北宋苏东坡是最著名的一个，尝说：“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文人相惜之情竟至如此。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之乱世，并非是一个天然的隐者，却是想有所作为，所谓“大济苍生”。 陶渊明29岁出仕，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等职，官都不大。公元405年，叔父陶逵介绍他出任彭泽县令。到任第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督邮到地方视察工作，属吏告诉他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道：“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自此开始了他幸福的田园生活。
不为五斗米折腰，与后来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同样受到后世的敬佩。佩服先生们自洁浊世的高节，不与流俗，而甘愿到乡间做一朵篱巴边的菊花。陶先生还喜欢柳树，在家门口种了五棵柳，因此又称五柳先生。
而实际情况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有志洁的意思在，其实底里还有另一层意思，只是后人误读了陶渊明罢了。
陶靖节在魏晋那个讲究门阀制度的年代，尽管地位不高，庶族，但多少也是个世家，祖上也曾做过官，也阔过。因此，陶靖节也有为国立功、为人民做事的理想。而既然要出仕，与人打交道，接见长官，“束带迎之”，就再所难免。这即是职责所在，也是礼节所在。如果说见到长官，非得翘着二郎腿，才能突显人生之价值的话，那就好办了，因为这个世界从不缺少疯子。
基于此点，我认为，陶渊明之挂冠而去，应有更深层的原因，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因为他看清了一个现实，看清了一个人。
此人即是后来篡晋自立的宋武帝刘裕。
起初，陶渊明对刘裕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公元402年，桓玄造反，403年造反成功，在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楚，把晋安帝幽禁在浔阳。404年，刘裕打败桓玄，进驻首都建康（南京），实际把持朝政。而当陶渊明听说刘裕率兵东下勤王时，非常高兴，日夜兼程赶往刘裕幕下效力，一边赶路一边还写诗，诗曰：“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可见他的有心从政。陶渊明还将桓玄兵败撤出建康，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告诉了刘裕。
刘裕是个有能力的人，不然他也不会当上皇帝。开初在建康也做了一些实事，史书上说“内外百官， 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可是，渐渐地，随着权利的扩张，陶渊明从刘裕身上看到了桓玄的影子，不过又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有些失望，有些决望，最后干脆一走了之，远离政治，回到乡下做一棵小草。我以为，这才是陶渊明去职的最主要原因，距刘裕取代晋恭帝称帝仅15年。
桓玄称帝的时候，陶渊明在老家种田过活，他写了一首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不屑。陶渊明竟然可以看不起桓玄，同样也可以看不起刘裕。而陶渊明之所以以督邮为借口，道理也很明白，造反与谋逆，这话能乱说嘛。王夫之认为，陶渊明之所以没把话挑明，不是怕死，而出于君子的厚道，如果刘裕不幸早死，他的儿子们又没能力当曹丕，那不变成胡说了么。而我认为不然，有时候明智的自全，不能仅仅看作是怕死。
陶渊明的乡间幸福生活是这样渡过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刘）宋元嘉四年（427年），63岁的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