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字伯起，矩鹿下曲阳（今河北平乡）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良有才华，与温子昇、邢邵，人称“北地三才”。魏收写诗多模仿南方风格，其中《挟琴歌》较佳：“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评价说，“这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放在齐梁诗中，也毫无逊色。”
但魏收的名气主要出在写史上。北魏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魏收开始担负“修国史”的工作，时年二十六岁。二十年后的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奉文宣帝高洋之命，正式着手撰写魏史。高洋对他说：“好好写，不要有思想包袱，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其人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他这句话却是响当当的。有了皇帝的支持，加上他的自信，要“勒成一代大典”，魏收的写作速度很快，仅用三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
可是《魏书》一面市，立即遭到魏收同时代人的激烈反对，竟至于称为“秽史”。缘何如此呢？原来魏收仗着有皇帝撑腰，并不是秉笔直书，却是干起“有偿”写史的买卖。他全以个人爱憎来评价人物，曾对人大言不惭地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这样的态度写史，哪能经得起公论。中书舍人卢潜首先发难，上疏高洋说：魏收诬蔑一整代人，罪应处死。尚书左丞卢斐、尚书主客郎李庶也认为《魏书》失实，当诛。
然而，因这事而丢命的反倒是卢斐、李庶二人。魏收很聪明，面对朝臣的责难，没有纠缠在失实不失实上，而是对皇帝这样说：我得罪了望族，将来恐怕要被刺客刺死。文宣帝大怒，他本来有言在先，不因写史而治史官之罪，这些人却还和魏收过不去，这明摆着不给我高洋面子嘛。于是卢斐、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皆因诽谤史官而被治罪，卢斐、李庶死于狱中。卢潜也被治罪。
尽管有权力的高压，但时人终不服，称之为《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