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王夫之反对小孩读文赋（大体散文一类），说这样很容易养成华而不实的作风，为害很大。他提倡读经书，先将根基打扎实了，成德成材、志正学充之后，再读文赋，不但不会有“导幼学以浮华”的毛病，相反还会收到辞近旨远的妙用。王夫之并没有否定文赋的作用，而是说，文赋灵动之抒情，最好待长成之后来学，这样，即使是发牢骚也会牢骚地得体，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清朝的皇帝们，严禁皇子在二十岁前接触诗文，怕也是这个道理。
王夫之的这个主张写在《读〈通鉴〉论》卷八，是说文、儒之间的区别，大体两汉尚儒，隋至两宋尚文。
李世民问王珪：“我老觉得近世人心不古，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王珪说：“汉世崇尚儒学，宰相多用饱读经书的经学之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所以，王师旦做考官，并不录取已才名在外的张昌龄和王公冶。面对李世民和满朝文武的不解，王师旦说：“二人虽有辞华，然文体轻薄，终不成令器。如果将他们置之高第，我担心後人仿效，这恐怕不是陛下选人的本意吧（有伤陛下雅道）。”
而终究还是效了，因为唐至两宋，终究还是喜欢以文赋取士。然文儒之间，他们在文史上孰高孰次，确又不大好评判。两汉经学固然名气，而唐诗宋词也依然花团锦簇。只是就个人的性情上说，读经书的养成儒雅，确对个体有利，不致如在下的鲁莽与浮躁。
王师旦说的“令器”一词，似乎很玄乎，其实说白了，也不玄乎，也就是说，你是不是那块料而矣。而好材料确实需要锻造。
唐朝吏部侍郎裴行俭论初唐四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王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杨炯颇沈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事实果如其言。
裴行俭“先器识，后文艺”的提法，与王夫之的先儒后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儒家对器识的培养很有一套，《大学》有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目，说的是自身的修养，后四目，是说外化的事业。而《礼记·学记》则详细规定了大学九年时间，师长对学子学业的考评，全是循序渐进的真功夫。
其文曰：“学子入学一年，考他对经文的熟悉程度，掌握他的学习进度。三年，看他是否亲近学有所长的优秀生，与朋友相处是否融洽。五年，看他是否学识渊博，亲爱其师。七年，看他是否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否慎重交友。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学业还算可以，但离下山还差二年功夫。九年，看他是否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处事是否独立果敢，不违背师道。如果这些都做到了，才算是学有所成，也就可以下山服务社会了。”
注：原文：“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交朋友也是很有学问的）；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