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想有独行之志，就要有百忍之量，这话好像不通，其实一番世事之後，咱们会发现，这两者并不矛盾。鲁迅“咔嚓”一声剪去辨子，於是乎：“……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病后杂谈之余）以鲁迅之横眉冷对尚且如此，《庄子·人间世》於是呼吁和光，呼吁同尘，要做散木，不要做文木。《庄子集释》引家世父的话：“人与人相接而成世，而美恶生焉，从违判焉，顺逆形焉，如是而大患因之而生，谓人之不足与处也，而乌知己之不知与处人也，处己以无用，斯得之矣。”一番艰难，看中这句话，也算是有得。由此，我对“三隐”有了一番理解。大隐隐於朝，修得与人无争，又富且贵，“混迹人间，和光所以不耀，”自是上选。中隐隐於市，跟社栎（见《庄子》）似的趣取无用，做不了什么器材使，却反得自在不夭折，图个生活便利。小隐隐於野，想标新，又介意舆论，只得避个静处，眼不见心净。
然而隐者真要拟迹山林做“乡原”么？真要三缄其口、混迹人间么？我以为不然，实质上他们都有一块精神家园在坚守，他们避祸，也不助纣，也不标榜，苟全性命於乱世，有为後世保留一个读书种子的意味在里面，所谓“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隐者以无用为大用，期得自存於乱世，此未尝不是好事。
但儒家似是对道家的反动，他们的入世更多血性，即便於“仅免刑焉”的乱世，也要本着“既知如风靡草，是知责在於君”的念想，砍头便砍，杀头便杀，一路张扬自己的主义，直至身死灯灭。而这样的一以贯之，社会风俗之引领也全由这些人。余杰《冰与火》引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於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通鉴》载，三国管宁少时与华歆为友，一次一起锄地，见地有金，管宁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华歆捉而掷之，人以是知其优劣。公孙度治辽东有方，管宁来见，“语惟经典，不及世事。”後在山边搭一个草庐住下，“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管）宁独居北，示无还志。後渐来从之，旬月成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