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肃宗的内兄马廖，给肃宗上了个折子，说：“西汉末世，元帝罢除服官（管穿衣的），成帝穿洗过的衣服，哀帝撤去乐府，然而奢侈之风不息，至於发生变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左传》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民谚说：城中好高佶，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他告诫肃宗，施政要身体力行，说到要尽量做到，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马廖的话，虽说在很远以前，但很久以后的现在，人情世风依然如此，因此他的话就不会过时。所以说历史重要，也就重要在这里，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报纸上某些高大全的形象太高了，足有百尺之高，常高得失真，也高得让人泄气。电视镜头里，好听话铺天盖地，好像明天就是王道乐土，可是世风一直不见好，反倒跟天造草创似的，一切都急匆匆，慌乱无章法，只缘於现在的媒体太发达，讲话太多，指示也多，又不必负任何责任。言行两张皮的结果是，讲得越多，百姓的疑心就越大。
为百姓谋福利，这个道理如日月经天，每个施政者都这样做，或者力图这样做。但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就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被拆迁户利益受损，而开发商借机大发其财，我就不明白这到底是谁在错位，网友更有猛烈的词，说是“劫贫济富”。至如有些理论版上的理论文章，立论那个高，文词那个吓人，洋洋洒洒一大篇，试想那能身体力行做到么！
南北朝时，西魏权臣宇文泰很有抱负，“欲革易时政，为强国富民之法。”手下重要谋臣苏绰因此上了六条诏书，宇文泰非常重视，尝置诸坐右，又发动大家都来学，学得不深不透，不得居官。
苏绰的六条施政标准是这么说的：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尽管时也运也，宇文泰并没能做到，但道理是对的。
且不管其他，单说前面二条，“清心”与“敦教化”。“清心”，是说为政者莫要急功近利，莫要操之过急，一切待以时日可也。老子说：“治国如治小鲜。”倘若老是翻搅煎在锅里的鱼，哪能煎出好鱼呢。于是我们就看到“订单农业”，变成“强迫农业”的可笑。
治世的功用以什么来衡量，古人认为关键看“教化”。在商言商这自然，倘在官也言商，人人向钱看，人心刻薄而浮躁，都如我般小心眼，怎生得了。魏晋崇尚虚无，有个姓裴的人写了一篇《崇有论》，抨击时弊，然习俗已成，裴论亦不能救也。而时下的某些官员则是，“听其言，洋洋蒲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如此风气亦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