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帝时，徐防上疏，大意说，在太学考试和国家策试中，很多考生都不遵前人章句，自己胡乱发挥，竟至妄生穿凿，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亦非国家培养人才的本意。他建议，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解释多者为上策，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诏从之。
初看徐防的上疏，用现在的话来说，似有禁锢思想之嫌疑。但徐防如此说，是有前提的。两汉继秦火之后，经典废绝，虽文本仅存，但口口相传的对文本的解释，却久已失传。因此，在进行古籍整理的过程中，便急需强调传统，以明《五经》之本义。故里黄寿祺先生在介绍读易之门庭时说：“不从古注入手者，是为迷不知本源。”后人遂把家法衍生为书香世家的代名词。
即如徐防本人，祖父徐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徐宪，亦传宣业，徐防从少年开始便学习父祖之学，可谓传承有自。家学渊源历来为世人所推重，梁启超当年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是深知其“家底”的，陈後来的学术造诣确不负梁启超之知遇。
《先正读书诀》引清人钱谦益云：“古人之学，自弱冠至於有室，六经三史已熟烂於胸中，作为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榱题，指挥如意。今以空疏缪悠之胸次，加以训诂沿袭之俗学，一旦悔恨，改乘辕而北之，而世故羁绁，年华耗落，又复悠忽视阴，不能穷老尽力以从事於斯，遂欲卤莽躐等，驱驾古人於楮墨之间，此非愚即妄而已矣。”读钱谦益一席话，直是心惊，咱大小也是“两榜”出身（中考高考，呵呵），也是历经十几年的寒窗，摸爬滚打过来，可是除了“空疏缪悠之胸次”，还真别无长物，不觉汗下。一次下乡，途经某地，见一古老功德碑，我只记得“县令某某某”一句，有人说，“县令”即县长命令，同行哑然。这怪不得他，建国以后，咱从来就忽略文史教育，不要说“六经三史熟烂於胸”，即如在下的自诩好读书，基本典籍也没读遍。因此，或有议论，不免穿凿。
清人周永年在《先正读书诀》中说：“作论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系处。此三不可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贤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也。作论须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议论文章耳。”最著名的胡说便是几年前，某专家所谓的“关公好色论”，读来令人咋舌。
李光地《李榕村集》记载一件事，某人名陈大章者，据说最熟《通鉴》，检得其中疏误处，便作一篇文字辨驳之。他的老师说：“不消如此，只需注明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书是人写的，难免疏漏，若侃侃辨证，便非立言之体。”李光地因此发表议论说：“今人读程朱书，於其道理精纯处，毫不理会，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疏舛，便当作天来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虽说得是，亦令人厌，所谓辞当有体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