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中旬一个周末的早晨，与我同单位、同宿舍的最要好战友——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的藏族军医仁之雄要回老家探亲。他家住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妻子是县供销社的一个会计。
这天早晨大约七点多钟，我从司令部门诊所把他装了四个大提包的行李捆绑在那辆我找来的自行车后车架上，两侧一边一个、后座架上捆绑了两个，他的四个绿色帆布行李包都放在了我的车子上，我只觉得后座架上的那两个当我提起、捆绑在车上的时候只感觉到非常沉重！
“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这么沉？”我不禁想到，可又一想，“管人家呐！叫你送你就送。”
我没顾上多想，推上车子直接由司令部门诊所把仁之雄的行李送到了绵阳长途汽车站。仁之雄从绵阳上车直奔成都，从成都应该再倒车去马尔康，中途应该在理县过一晚上，再到马尔康过一晚上，因为他们那里属川西北高原，与甘肃、西藏交界，是清一色的山路，所以得三天才能到家。
送走仁之雄，我由打绵阳长途汽车站、经过司令部后面那片菜地，又回到了门诊所。我从宿舍拿了洗漱用品到门诊所三楼洗脸，先去了厕所解手，当我蹲在厕所下水道式大便池解手时，无意中低头一瞧，只见在没被水冲走的粪便里夹杂着一张纸条，我清清楚楚看到那纸条里有“子弹”两个字。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猜测这应该是一张《便条》！可怎么会是一张写有“子弹”的便条？所以，它应该是一张有关“子弹”的批条，可一张关于“子弹”的批条怎么会出现在厕所里？当我想到“子弹”这两个字眼时就觉得事有蹊跷。查个究竟的好奇心，促使我走出厕所找来一根约二尺长的铁丝，我在一端弯了一个勾儿，然后手持铁丝探进那堆粪便里，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沾着粪便的字条勾了上来，又提着到洗漱间的自来水龙头下去冲洗，粪便很快被那缓缓的水流冲干净了，打开来一看，一张领取子弹的表格式批条映入我的眼帘，只见上写：单位：XXXXX部队门诊所；内容：子弹；数量：1400发。领取人：门诊所。——没有写名字，可我当时一眼就认出是仁之雄的笔迹。
“1400发子弹，他拿干什么去了？”我知道他喜欢枪，好打猎，可领取的子弹数量太多啦！别出什么事儿吧？我们是最“铁”的好哥儿们！可他以后真要出了什么事儿，我可后悔都来不及了，再说，我是门诊所的支部委员、卫生班班长，怎么能够看着自己的铁哥儿们要是出了事儿不管？还有，假如部队里的1400发子弹出了什么问题，作为一个有着高度革命觉悟的革命战士，怎么能够看着自己的革命战友犯了错误不管？当时，自己想得很多，后来又一想，我知道他跟军需科科长关系不错，可这实在不是小事儿啊！既然是好哥儿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挽救”好战友！
这样想着，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必须把这事儿跟所长说下，看想个什么办法挽回事态，不让出现任何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知道，当天下午仁之雄已经坐上了开往成都去的长途客车了，是不可能再把他找回来了，就把那张曾经沾过粪便又被清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字条，拿给了夏所长看，并说了事情的经过；夏所长一听，觉得事关重大，就向师医院也是一个姓夏的院长报告了情况；师医院立即向司令部后勤部军需科科长打电话询问此事，军需科科长说是仁之雄领走了，说是他们所里用于组织战士打靶。院长查明真相，立即责成所长给仁之雄发电报，命令他立即把子弹悉数带回！
所长让我拟了电文，马上去邮局发出了电报。
电报发出去了，等到电报到了金川，送到仁之雄家里时，仁之雄还没有到家；等到他到家以后，那封召他立即交回子弹的电文早就在他的家里“恭候多时”了。
这下，一直处事精明的仁之雄“傻”了！他没有想到自己考虑如此周全的一个几近天衣无缝的“偷子弹”计划怎么会如此之快就“东窗事发”，据他自己说，他见到那封电报以后，只在家里跟老婆“热乎儿”一宿，就怎么把那两大包沉甸甸的子弹倒腾回家的，就又怎么倒腾了回来，落个“鸭子孵鸡——白忙活”地“完璧归赵”了。
可是，作为仁之雄来说，他也糊涂得慌啊！始终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儿露的馅儿，当他问及我时，我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你猜怎么着？他的脸“腾”地一下变得通红了，又是嗔怪又是泄气地朝我攥起的拳头试图朝我挥过来，操着浓重的川西北口音说道：“好啊！是你小子坏了老子的事，我打死你！”说着，只见那拳头离我的脸老远就停下，再也不往前走了，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这事儿我觉得这么就算是过去了，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到年底，师医院给我为此事报请了个人三等功。
事后，我也埋怨仁之雄说，他说你当时满可以把那张字条撕了、烧了，干嘛还非得要用那张字条擦屁股“高级”一把？因为当时部队上都用报纸当手纸。不过，说实话，当时我绝对没有打小报告买好儿，靠踩着别人表现自己立功的想法。打那以后，我和仁之雄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反而比原来更加密切了，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位小他三岁的铁哥儿们小老弟是怎样一个人。而仁之雄呢？也没有把这事儿当作什么“丑闻”，倒是当作了后来逢人便说的一段津津有味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