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现在五十岁左右的人，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以冀中平原为主的北方农村社员晚间普遍的捡红小豆一事，回忆下应该是有印象的。单从外国把我国北方的红小豆誉为“红珍珠”来看，就足以证明当时红小豆在国际市场上俏销并受到普遍欢迎的程度，其产品畅销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正因为产于华北冀中平原的红小豆其成色在全国的首屈一指，才受到国际农产品销售市场的青睐。
捡红小豆交给国家用于出口创汇，也是农民以此来用来兑换小麦，改善生活条件的一条出路。因为当时的农村土地都归集体所有，农民手中仅有为数不多的自留地，一日三餐用粮全靠秋后从生产队按出工计分的多少分得，也是由于当时农村生产队生产条件的滞后，加之大锅饭体制严重限制了农民生产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农业农作物产量低，尽管当时冀中平原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但基本上是以玉米和高粱为主，只有在中秋节和春节期间才会有很少几天吃上用小麦磨成的白面，因而对于能够多吃上几天白面，成了农民心里一个普遍的追求，用从生产队分得的那点有限的红小豆，捡出去混杂其间的杂瘪成分，把清一色的饱盈盈、红彤彤的小豆交给国家出口，而通过一定比例再从国家粮库里换回人们所期盼的小麦，就完成了每家农民社员捡红小豆的本质意义。
捡红小豆都是在晚上，因为白天人们要去生产队出工挣分，只有在晚上，还得说当时处于“文革”期间社会背景下的生产大队或者小队不召开批判“四类分子”大会，不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或是学习中共中央文件社员会，只有在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牺牲晚上休息时间加班捡红小豆。也是由于公社里对于社员挑拣、交售红小豆的时间要求得紧，因而，社员们要在有限的规定时间内，捡完自家的红小豆，就不得不把自己上学的子女们也发动起来，让他们在做完作业后帮着大人们捡，每次都要捡到大半夜才能休息。否则，他们就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把自家所有红小豆经过挑拣后交售出去，给全家换来雪白的白面，也就不能实现他们改善家庭生活的计划。
每天晚上，家家吃完晚饭后，都是把放在炕上饭桌的碗筷收拾下去后，桌子不动，用抹布擦拭干净，便立刻用簸箕从事先戳在外屋备捡的那口袋红小豆里取出满满一簸箕，端进屋来小心翼翼地倒在饭桌上供人们挑拣。挑拣红小豆的人们还要像吃饭一样围坐在饭桌前，在对着自己的桌下事先铺好衣褂之类的东西用于盛放自己挑拣好的小豆，挑拣多了，直到铺在炕上的衣褂里的豆子堆得满满的，再装就要撒出来了的时候，才用簸箕收走放进盛装捡好的小豆的口袋里。
一天晚上，我作完了作业，疲惫地伸个懒腰，打个哈欠，抖抖精神儿，收拾下课本和作业，重又坐在饭桌前，准备跟刚刚纳完一副鞋底儿的母亲一起捡红小豆。那时，一般是我跟姐姐陪母亲捡红小豆，父亲不捡，因为他不光是在生产小队里当着副队长，家里的活儿、队里的事儿多忙不过来，还要常常去北京卖羊杂碎补贴家用。
“要累了，你就去睡吧！”母亲见我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说道。
“不！我跟您捡会儿吧！”我说，同时自己觉得从母亲关切的话语中提起了精神和力量。
屋里的油灯那灯火也像一粒红小豆那么大，发着橘黄色的光，整个屋子被我和母亲、姐姐之间那团昏暗的灯光笼罩着。尽管当时家里安上了电灯，可是由于经常停电，那电灯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儿了。
“妈，我姥爷是老中医？”我为了驱赶走困意，给自己提神儿，愿意听母亲给讲讲过去的事儿，就问道。
母亲一笑。见她的儿子对自己的身世感兴趣，也正有意找个话题以打发这段时光，就一边捡着红小豆，一边讲起自己的家史。
“我娘家成份高，从我的爷爷那辈儿发的财。”
“那我姥爷怎么学的中医呢？”姐姐问道。
“我爷爷是中医，有父亲哥儿四个，”母亲回忆说，“原先靠给人看病，积攒多年有了点家底儿，就让他的三个儿子都各开起一摊儿买卖来，后来，买卖越做越大，也都有钱。哥儿仨家里都是骡马成群，也雇着短工和使唤丫环什么的，家业兴旺。当时，我爷爷唯独看着我父亲是个学医的材料，就把医术传给了我父亲，让我父亲接了他的班。”
我一边捡着小豆，一边听母亲讲“老时年间的事儿”，我又问：“那后来家业怎么就不行了呢？”
“那是‘七·七’事变后，有一年，一个八路军的干部在我们家住了几天，也不知怎么，被汉奸告密。一听说我们村里住着八路军那还了得！附近炮楼里的鬼子就来了一小队，没进村就在我们家村口冲着我们家院里打开炮了，当场炸死了家里那头骡子和我爷爷、叔、伯、姨总共六口人，家业也就打那起衰败下来。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我父亲续弦，后母常给我气受，那会儿我有个姑嫁到了咱村刘家，为了不让我再受后妈的气，就出面做媒嫁给了你父亲。过门子那年我16岁。”
“妈，这捡出来的杂豆儿、瘪子什么的只能喂猪了？”我问。
“净瞎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舍得喂猪？”母亲纠正说。
“就是。”姐姐也在一旁帮腔道，“你就知道吃，啥也不知道，前天你吃的那玉米面的豆馅儿团子跟咱奶奶生日那天炸的甜嵌子，就是咱妈把咱捡出来的这些杂豆儿、瘪子、虫罐儿豆儿煮熟，放上糖精做成的。”
“原来这些杂豆儿、瘪豆儿还有这么好的用处！”虽然我土生土长，这一点确实我没有想到。
捡了一阵子小豆，由于我们一边捡，一边说闲话儿，也就没有困意。我从小就生长在农村，对于农村生活的苦涩与父辈们的艰辛是耳濡目染的。为了补贴家用，缓解全家人生活的贫困，我四岁那年就知道，父亲常跟爷爷一起去北京卖羊杂儿。想起这个，就又问母亲道：
“我爸爸干吗总跟爷爷去北京卖羊杂儿？”
“还不是咱北京有亲戚，可以落脚，又能卖个好价儿？”母亲说道。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我的三个姑姑都在北京。
“卖羊杂儿可是个辛苦活儿！”我感慨地说道。
“你总算知道了过日子的难处！”姐姐说。
“你不就大我四岁？”我心里说。打一开始，我就对姐姐“不满”，就大人家四岁，就在人家面前说话总跟大人似的。
“咱爸爸每天都得到羊肉铺买来生羊杂儿，煮大半夜才能煮得熟烂。开始那年，你四岁，咱爸天不亮装车跟爷爷动身赶路去了北京。”姐姐说。
“是啊！”母亲也插话说道，“当时去北京全都是土路，你爸爸推着花轱轳木轮车赶路，爷爷在一旁跟着走，头天晚上赶到大兴县庞各庄住一夜，第二天起大早进北京串街叫卖，北京的胡同多，一般哪次都能卖光。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就买了这辆大笨车子，你老爷上了年纪走不动了，就你爸爸自个儿去了。”
“幸好哪回都能顺顺当当地把羊杂卖了。”我说。
“你想什么呢！”姐姐为了印证自己的话，对母亲说，“妈，不是听你说，有一回还碰上了北京街面上管事儿的了吗？”
“是啊！有一回，你爸爸跟你老爷在大红门一条街巷里，刚把那车羊杂儿卖完，你老爷一看来人儿了，赶忙把卖羊杂儿的钱换成的那一布袋大米围在了腰间，外套上那件大皮袄，闪身进了旁边的厕所，慌忙解下丢进茅坑，一直等到那几个胳膊上带着红箍儿的管事儿的走了，你老爷才出来。”
“那袋大米呢？”我问。
“你老爷等管事儿的走了，从厕所里出来，就问你爸，说，他们走了？你爸爸说，走了。就要转回去把丢在厕所里的那袋子米找回来，你爸爸叫住了你老爷，说，算了吧！说不定他们没有走多远，要是再让那些‘管事儿’发现了，不光没收了那袋子大米，还得罚钱，还不如破财免灾，忍个肚子疼呢！”
母亲说完这番话，半天没再插言，我们也没有再说什么，瞅一眼那摆在屋后房山抽屉桌上的那个小马蹄表时针已经指向了12点还偏了呢，这才收拾了桌子。
捡红小豆的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连同父亲进京卖羊杂儿的事都像一桢发了黄的老照片一样失去了色彩，可它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却充满了终生难忘的苦涩，让我感到了父辈们人生经历的辛酸苦辣，也让我体味到当时农村生活的窘迫。它深深印在了我童年的脑海里，永远地存活在我的记忆中，这些珍贵的记忆，是一笔我终生也享用不完的财富，它永远激励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奋斗与拼搏去改变生活与命运，去创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