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的发展史和我的人生旅途中，一个与我最亲近、最不能忘怀的我的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大姑。大姑对我和弟弟的疼爱以及我们兄弟俩的成长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姑是除了父母以外最疼爱我们哥儿俩的人。出于感恩之心，在村里开门诊初步富裕起来的我，于1988年农历正月十六，在弟弟王伟结婚两个月后的第一个新正之月，随同父母、带着四岁的女儿一道，去霸县从长途汽车站坐车到天津西站，又倒车到了塘沽，然后打的到了王伟的新家，随后，王伟的妻子刘辉也随同我们一起坐上了去往大连的轮船。
大姑对我们疼爱有加，令人没齿难忘。在我四岁那年，我跟奶奶由父亲骑自行车带着，去北京大姑家住了四个月。那时我第一次去北京，那段时间大姑对我的疼爱，永久地定格在我难忘的童年记忆中。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大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上班，大姑在那段时间里，每年经常给奶奶寄钱过来，名义上是给奶奶寄的钱，可全家都跟着没少沾光。大姑父在国家交通部工作，是行政九级高干，1938年在霸县参加八路军，被编入晋绥野战军贺龙一二0师，因为大姑父教过私塾，有文化，一入伍就被任命为军械所所长；1940年延安整风期间，大姑父和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是一个班。1964年，中苏断交之后的一艘苏联货轮在大连被抢，为挽回我国的国际影响，大姑父由周总理钦点，赴大连处理“苏联货轮被抢事件，大姑父作为钦差赴大连后，很快圆满平息了此事，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满意，大姑父由此被留任为大连海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因为大姑父资历老，跟着贺龙元帅，所以”文革“期间，贺龙元帅被打倒，大姑父也被污蔑为”大土匪罢了官。文革结束后，大姑父得到平反，官复原职。
在我上高中学时，我写信给大姑说，很想买一套蓝色运动秋衣，大姑接到信后，很快就给我买来一套蓝色涤纶秋衣秋裤给我寄了来。国家恢复了“文革”停止十年的高考，1978年正月初十，我去大连大姑家备考，大姑给我找来老师辅导我的功课，我在那一住就是三个月，受到了大姑无微不至的疼爱。
吃水不忘挖井人。大姑对弟弟王伟的疼爱更是恩重如山。弟弟王伟是1982年考取大连海运学院的，当时大姑父担任着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可当时的大连海运学院（现大连海事大学）招生分数和范围要求得很严格。学院只在沿海地区招生，在河北只有唐山、秦皇岛招生，其他地区招生名额很少。王伟那年高考位列全县第五名，大连海事学院是全国的重点学校，也是联合国教科文亚太地区海事培训中心，在这所建院于1950年的学院里培养出两名交通部部长级干部，全国南极海洋考察船长也均出自此校。王伟在这所学校里上到大三，人们才知道他是院长的内侄，在学校里，王伟学习刻苦，进步很快，四年前拿下了“双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前夕，母亲想把弟弟分到天津来，父亲为此事专门去了一趟大连，找大姑父商议此事。大姑父为其在天津港务局任局长的原部下写了一封推荐信，父亲带着那封大姑父写的亲笔信回到家来，随后，弟弟带着那封信去天津港务局报到了，因为弟弟学的是轮机系船电专业，先是被安排在天津港务局燃料供应公司当加油工，随后又被安排在天津港电力公司当技术员、十一万变电站站长，半年后调任天津港电力公司设备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天津港务局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成为一名正处级干部，这期间基本上是一年一提拔，四年后又调任天津港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总经理2008年后，又先后被提为天津港务局组织部部长，2009年被提为天津港务局纪检书记。弟弟在分到天津港务局的23年中，从一个普通干部一路升迁到正厅级干部，除了自己工作出色之外，与大姑父的推荐有着直接关系。
1988年那次我们去大连看大姑，是想现在家庭条件好了，想把大姑接回家来，好好孝敬孝敬大姑，让她老人家回老家安度晚年。因为当时大姑确实也是思乡心切，恨不得马上回老家，当时，大姑身患糖尿病、高血压病症，已经被安置到大连干部疗养院疗养。
那次我和父亲、弟媳妇、小女儿到大连大姑家后，大姑看到我们都来看她非常高兴，当晚，老人家跟父亲——她的弟弟一直谈话谈到大半夜才休息。我禁不住见到大姑的喜悦心情，亲昵地对大姑说，现在我开了诊所，有钱啦！家里盖上了大瓦房，这回就是接您老回家安度晚年的。大姑一听乐坏了，逢人便自豪地抚摸着我的头说，这是我老家来的、我的亲侄子，来接我回老家养老、享福的！
然而不幸的是，大姑从我们那次去大连看她回家才一个多月，大姑就因心脏病复发猝死，享年70岁。
大姑的去世，令我们全家悲痛欲绝，我和父亲又踏上了去大连的路，这次却不是去看大姑她老人家，而是去为大姑的去世奔丧前去吊唁，那次回来我抱回来大姑的骨灰……
如今，大姑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1年了，21年来，我每当想起大姑那慈祥的面容，都禁不住泪流满面，心里总要默默地说：
大姑，您在哪里？我们好想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