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给大忙人看的易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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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同人卦:同人于野,君子以类族辨物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释义与阐幽”

同人卦:聚众于郊外,将行大事,吉利。有利于涉水渡河,有利于君子的卜问。

《彖辞》说:同人,六二之爻居于下卦中位,而处于乾卦的下位,像臣民忠于职守,拥戴其君,这是同人的卦象。同人卦辞说:“聚众于郊外,将行大事,吉利。有利于涉水渡河”,所以皆吉,因为能施行作为君主的原则。此卦上乾下离有文明刚健之象,第二阳爻居上卦中位,第二阴爻居下卦中位,互相应和,这说明君子光明正大,秉性中和,以正道为准则,以忠君为目的,体察天下的隐衷,统一人民的意志。

《象辞》说:同人之卦,上卦为乾为天为君王,下卦为离为火为臣民,上乾下离象征君王上情下达,臣民下情上达君臣意志和同,这是同人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取法于火,明烛天地,照亮幽隐,从而去分析事物,辨明情况。

初爻阳:在一个地方能与人和睦相处不会有大的灾祸。

《象辞》说:君王走出宫门与国人打成一片,谁又会遭受灾祸呢?

第二爻阴:只有和本宗派的人交流来往,是相对狭隘封闭的,不会顺利。

《象辞》说:“仅仅聚同族于宗庙”,这是“狭隘的”宗法原则。

第三爻阳:将军队隐蔽在深山密林,并且占领了制高点,但长时期不能取胜。

《象辞》说:“将军队隐蔽在深山密林”,因为敌人太强大。长时期不能取胜,怎能有所作为呢?

第四爻阳:凭借城墙坚守,城没有被攻克,主吉。

《象辞》说:“凭借着城墙与敌作战,敌人无法战胜我们”,因为这种进攻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获得吉祥,是因为在困境中众志成城能正确行事。

第五爻阳:聚集起来的大众先号哭后欢笑,因为大军作战告捷,喜极而泣。

《象辞》说:“聚集起来的大众之所以先哭后笑(战斗转败为胜)”,因为筮遇此爻,九五居上卦之中位,像人得贞固之道,势必化凶为吉。大军会师,是说我军压倒了敌人。

上爻阳:聚众于郊外,致祭于神灵祝贺胜利,自然没有悔咎。

《象辞》说:“聚众于郊外,援助不广”,尚不得行其志。

同人之卦,居于“泰”“否”之后,它所阐述的,是为了打通“否”之不祥之势,以及在这之后,所要处理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同人于野、同人于宗、同人于门、同人于郊的分析,最终得出了“和谐”之道。与人同谐,与人融洽,这是一种做人的大境界。在战场上,最高明的战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便是一种“同人”,它不但是手段,更是目的。那么在政治局势内,无论处于何种地位,与上,与下,或与同僚,这些关系的处理,理想的境界也应该是“同人”。这种境界即使达不到,也应当把“同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人们皆有目的和期望,在实现它的过程中,倘若能把所有的阻碍力量与对手,都变成朋友与合作者,达到不战而胜,岂不是一种最好的态势?同人卦的精神要义,正在于此。

在《序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晋韩伯康注,“否则思通,人人同志;故可以出门同人,不谋而合。”生活在否闭之世,人人自危。为了打通否闭局势,以便死地求生,就必须大家合力,万众一心。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至关紧要的。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骗入秦,秦昭王囚之,并计划杀他。孟尝君只好变易姓名,潜逃出境,秦国追兵愈来愈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但如果等到天亮开关的时候,追兵就会赶到,孟尝君及其宾客一行,只有束手就擒而别无他法了。危急时刻,君臣一心,上下同志,群策群力,思筹出关良策,显然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在孟尝君的食客中,鸡鸣犬吠之辈,居于“下坐”,一般人羞与同列。但孟尝君却能一视同仁,仍然带了他们使秦,结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非依靠鸡鸣狗盗之徒而脱离樊笼,人人死无葬身之地,孟尝君岂能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

而在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有共同的心愿和志向,但由于政见不和,各执一端,因而导致不能同舟共济,视若敌仇,产生了令人遗憾的结果。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就让人感慨颇多。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公元1019与1021年相继出生,年轻时,都曾在同一机构担任完全一样的职务。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绝世的文才,王安石尊重司马光谦虚的人品,在同僚们中间,他们俩的友谊简直成了某种典范。

后来,因王安石激进变法,施行新政,而司马光表则坚持己见,否决变革,这对本来相互唱和、互相赞美的老朋友竟互相诋毁、相互拆台,两位智者名人,成了两只好斗的公鸡。有一回,牡丹花开,开封府尹邀集全体僚属饮酒赏花。席中职司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较差,待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仰着脖子把酒喝了。轮到王安石,王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王安石以牙还牙,也痛骂司马光。自此两人结怨更深,王安石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而司马光也取了个“司马牛”的绰号。

“0拗相公”的拗性和“司马牛”的牛脾气激化了他们的冲突。王安石太自信了,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派领袖根本不把司马光放在眼里,就像一位斗牛士,看见凶猛的蛮牛冲过来了,还嫌不够刺激,挥动手里的红布,要让牛变得更加愤怒。司马光也坚决不肯罢休,不但私下阻挠,并且告了“拗相公”的御状。罪状之一是“不晓事,又执拗”;罪状之二是拉帮结派,利用皇帝给的特殊权力,拉拢了一大帮江西等地冥顽不化的蛮子。直到使改革无功而终,司马光才罢休。他们早年抱定拯救国家和百姓的理想,终于成为一个泡影。

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早年的行为都有所悔悟,大概是人到老年,与世无争,心境平和,消除了一切拗性与牛脾气。虽然他们二人晚年又重修旧好,但毕竟能够做事的人生黄金时光已悄然而逝,在那时他们没有团结合作,同心协力地为国为民出力谋划,反而把原本可以成为伙伴的人变成了阻力强大的对手,显然大大违背了“同人”的精神,这不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遗憾,也令后人为之叹惋。

刘基在《郁离子·省敌》中,借郁离子之口说:“善战的人能使敌人减少,不善战的人能使敌人增多。使敌人减少的就昌盛,使敌人增多的就败亡。要夺人家的国土,那么彼国的人就都将成为我的仇敌,因此,善于使敌人减少的,就能不使人家抵抗我。汤、武之所以无敌于天下,这就是用我的敌人去抵抗敌人啊。”这种说法无疑深得“同人”之精髓,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作战”策略。

不过,在本卦最后“上九”的卦辞中,强调了“同人”之道的基本精神和理想境界,固然令人向往;爻辞更通过“同”与“争”的矛盾,揭示出在现实生活中行“同人”之道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从中引申出若干可思、可感、可行、可戒之处,由于这些都是从前人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值得从各个角度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