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川，传统社会秩序所经受的最根本改变也许是人类学家所讲的“族老”之兴衰。如前所述，永靖孔氏共有四门，在大川又分为八支。土改之前，每个家支占有一块固定居住地，一般以地产为中心，从而有“老堡子”、“上巷道”、“瓦房”等名称作为标志家支地盘的所在。大川的家族制与保甲制并行，包括孔姓与杂姓在内的公共事务由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保长、有文化或号召力的人及熟知仪式或族谱知识的农民共同处理。但每个家支仍然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头人，也称“巷道老者”。在大川孔氏“大家长”监督下，家支头人分别处理各个巷道孔氏家族的内部事务。例如，有人犯了大错，大家长可以决定是否要施以“家法”，也就是用柳枝子抽打该人后背。一旦动用家法，孔庙大钟即敲响，召集族人前去目睹处罚。到了三十年代末，这种刑罚已绝迹，但大家长及各家支的头人仍然是民间纠纷的仲裁人、全村仪式的组织者以及大川孔庙的“庙管”。
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大家长或家支头人的出身就会发现，他们并非全部出于富裕家庭，也不一定要年纪有多大、辈分有多高。在家族组织中取得较高的位置取决于另外四个标准：道德权威、政治影响、仪式专长、个人魅力，第一点取决于公众是否觉得这个人能够公正地处理公共事务，第二点取决于这个人是否能够获得社会地位较高且富有的家庭在幕后提供的支持，第三点取决于公众是否信得过这个人有能力操办重大仪式，第四点取决于性格或技能，如民间对一个人是否有勇气或有文采的判断。
在土改中，掌管宗族的大家长及家支头人以往固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受到严重侵蚀，作为民间纠纷调解人的角色逐步消退，管理礼仪事务的权力受到限制，所以社会威望每况愈下。也许更为重要是这些人不能继续控制大川小学或支撑孔庙活动的祭田。
新政权选定打击具体目标、步骤、手段都不是鲁莽之举，完全具有深思熟虑、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特色。首先，保甲制度被取消。接着，秘密社团遭到镇压。然后，地富家庭的财产被剥夺。最后，家族组织以及相连的祭祖仪式岌岌可危。其过程体现着毛泽东早年就军事问题提出的分化瓦解、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策略。
社会控制的步步收紧以及暴力的使用表明，庞大的血缘组织在官方眼中属于必须加以防范的势力。永靖县一份人口调查资料显示，1953年全县共110062人；县城附近的四个孔姓村有5000多人。在乡村，宗族组织——尤其像大川孔氏那样的跨村落家族联合体——可能制造的麻烦会严重威胁到基层政权，因而必须遏制。革命的恐怖当然意味着沉重代价的付出。在地方统治的传统结构被终止后，长期形成的传统互助组织网络也寿终正寝。虽说大川遭到直接打击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却是毁灭性的。由于阶级斗争，几乎所有既往权力关系被摧毁。一度有影响的社区精英反而要听命于在过去被视为身份卑贱的人。同时，由于界定“阶级成分”，“出身”形成的身份认同将亲属结构打破，从而建立起来一套新型社会区隔的逻辑。一旦被划为“阶级敌人”、“反革命”或“地主富农子女”，近亲关系即变得疏远甚至敌对。因此，建立在传统伦理标准之上的道德理性而今被粗暴地摒弃，公职大权落入“积极分子”手中。对这些人而言，“翻身”就是要在动荡的年代牢牢把握住机遇，在政治斗争中通过卓越的政治表现，将以往的忠义之心从草根社会的亲属或邻里关系转移向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