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中国农村的激进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人者与受害者之间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这说明，激进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的农村社会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不幸世界，更不是一个任由上面发动的政治运动随意摆弄的社会空间。政治运动真正做到的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用“不断革命论”驱使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寻找具体的打击目标。
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中，政治运动的地方化必须依靠地方共谋者，必须照顾共谋者的自身利益或期待。很多事例说，在人际矛盾、家庭之间的冲突或宗派之间敌对情绪激发下，政治运动的共谋者所破坏的对象常常是邻居、幼时玩伴，甚至关系很近的宗亲或姻亲。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社会从国家的混乱与个人的悲剧中苏醒。到八十年代末，一般人有了更多的财富，也可以说更加自由。但正如赵文词所说，中国大陆的“社会图景仍然遍布恣睢之创留下的危险记忆”。
农村尤其如此。城市里人可以调换工作或搬家，以躲开旧敌。农村人却不可避免地要与昔日的对手打照面。对于多数农民而言，家乡就是工作和生活的永久地点。举家迁到别处必不容易。要合法地成为城里人则更难。由于中国农村严格划定的物质和社会疆界，人们对激进社会主义的回忆总是牵涉到凶狠的共谋者、不幸的受害者、临时的盟友或忠诚的追随者。这些回忆总让人大动情感并联想到某些具体事件。
在最近的几项研究中，学者们针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政治变迁带来的变化，不厌其烦地讨论基层领导圈的变更、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人口控制、个人财产的不平等、仪式与宗教性事务的管理权、香港资本主义的渗入以及家庭或社区的经济策略。如果说这些研究中有何共同见解，那就是告别集体化的结果转化了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
鉴此，本章要用大川的资料来考察记忆对社区政治的影响，将重点放在围绕村庄政权与祖先崇拜问题的争夺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