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川，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外，各家各户在家里或墓地上的祖先崇拜活动从未真正中止过。但自从1950年，大川和其他孔姓村的孔氏全都参与的盛大的祭献仪式被中断。只有到了1984年，联合祭祖活动才在一个三间房的木匠作坊里恢复。在这个临时祖龛中举办的第一个仪式由当时的大川党支书记负责组织。他曾经是土改积极分子，从1958到1985年一直是大川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人称“老书记”。其他村干部多为支部书记视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在集体祭祖的准备过程中帮助支书筹集即将用于仪式活动使用的资金。在祭祖仪式正式举办时，他们与支书站在最显赫的位置。
大川党组织参与祭祖场所重建绝非冲动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多年来，支书与其亲信作为政治运动的同谋者，利用不断打击的手段控制着“封建迷信活动”。为了实现社会控制以及官方发起的思想改造活动，大川的当权派向上揭发本村的闹事者，结果一部分人被拘留，被刑讯逼供，甚至被判处长期徒刑。在县档案馆保存的检举信、小报告、个人档案等材料中，大川村当权派作为告密者的身份昭然若揭。
分田到户之后，大川村支书及属下依然掌握着印把子。但在意识形态已经转变的总体社会环境中，建立祖龛开始集体祭祖不失为当权派树立道德权威的绝好机遇。在这个由于移民问题及持续的政治运动导致群众极度不满的村落，祖先崇拜属于一个可以打造集体认同的难得机会。集体祭祖为村干部提供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从中可以获取到阿布·杜勒所说的“神圣资源”。通过掌管村民的仪式性表达，包括典礼以及举行典礼的场所，以往政治运动的同谋者还可以控制一笔文化遗产，在村中树立起一个为民立功立德的形象，从而开辟通往道德权威的阳关大道。树立道德权威就是要在伦理与行为意义上变为被公众尊重的道德楷模，以此释放对公众的领导力。在当时大川村内，村干部以往具有的权力急剧萎缩。掌握迎合民意并凝聚人心的祖先崇拜之领导权有可能赢得名誉、尊敬、乃至信任。
但这些曾经在集体化时代统治大川的干部很快就失去了对祭祖活动的控制。不到一年，他们把持的行政性权力被一群年轻人夺走，同时被迫将组织祭祖活动的象征性权力交给一伙颇有传统文史知识的老人。在大川，这些能识文断字的老人通称为“大老者”。就此，掌握行政权力的青年人与掌握文化权威的老人结成联盟。如果要搞清楚为什么村庄行政与宗教生活会出现如此紧密的关系，我们必须审视当时永靖县境内掀起的群众请愿浪潮。所谓请愿即要求政府为三个水库所造成的损失追加赔偿。正是这场草根运动重塑了大川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