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田野工作涉及了大川村历史与现实的很多方面。但对田野志材料的分析还是集中于一件事为好。那就是供奉孔子与当地祖先的庙宇重建。我将在第二章解释我为什么把这个场所称为“孔庙”，而不是“祖祠”。这座庙宇于1991年得以重建，在大川的宗教生活、亲属意识及权力结构的重构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将要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考察与庙宇相关的每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脑海中的村史、人们的苦难叙事、复仇性的政治、仪式意涵的对立观点以及人们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
更明确地说，我将考察以大川孔庙为中心的活动如何成为人们记忆的载体。我还希望以自下而上的方法处理国家权力如何极力左右人们的遗忘与选择性追忆。
初看起来，大川孔庙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几十年来被禁止的很多传统观念和相关活动好像一下子恢复，重新获得了以往的活力。但进一步的考察会让我们看到一幅复杂得多的图景。这些观念和活动并不是机械地返回到了过去，而是与文化创造相伴随，受到激进社会主义时期地方性经历的塑造，而且还渗透了人们对当代的关怀。
作为地方历史的标记之一，重建的孔庙引发着人们有关村庄历史的记忆，包括对解放前夕及更为久远的过去之追忆。那时候，作为孔子后裔的孔家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在当地政治经济生活中拥有其他姓氏羡慕的优势。但我们也应看到，孔家人也试图面对以往的蹉跎岁月并作出历史解释。孔庙的重建与这种努力有着极大关系。借用彼得·伯克的说法，我们最好把大川孔庙的故事看成为一部“追忆的社会史”。
大川的材料对跨文化比较提供着非常有趣的素材。一位学者在考察一个美国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从二次世界大战到60年代的生活史之后指出，退休工人的自传叙事贯穿着几个的主题。在分析主题的连贯性时，这位学者指出：“作为认知工具，记忆被历史行动者用来解释现实，但要借助社会框架加以表达，不可能独往独来。”
读者也许会问，记忆必须借助的“社会框架”到底是什么？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居于社会记忆研究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