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大意）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与卫文子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可以看作是对上面这段论述的进一步阐释。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摔下来。”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但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从孔子与卫文子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说的是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儒家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
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路线，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才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孔子还特别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诗经》语言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出于政治的需要，《诗经》往往被断章取义，比附上许多道德观念。“思无邪”的意思就是“思想不邪恶”，也就是不违背周礼。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要自己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个国王叫秦穆公，有一次，他不小心把自己一匹宝马弄丢了。那匹宝马跑到一个村庄后，被村民们抓住，但这些村民并不知道这是国君的宝马，便把它给杀了，然后把马肉分给全村人。不久，官差就发现了这那帮村民把秦穆公的宝马给吃了，于是就把全村的村民都抓起来。秦穆公知道后说：“放了他们吧，怎么能够为了一匹马而去杀人呢？”而且，秦穆公不但原谅了那些村民，还送来好酒给他们喝，并说：“吃了好马的肉，必须喝好酒。”村民们都很感激他，并牢牢记住了他的恩德。后来，晋国攻打秦国，秦穆公被晋国的军队团团围住。就在这危难的时刻，那些当初受过秦穆公恩惠的村民，自动自发的组成敢死队，他们冲进了晋国军队的包围圈，勇猛地杀敌，最后不但把秦穆公给救出来，还顺手把晋国的国王也给俘虏了。
战国时，齐宣王召见了一位叫颜斶的名士，颜斶刚上殿来，齐宣王就傲慢地说：“斶，走到我面前来！”颜斶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的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颜斶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人。”
颜斶的回答可谓是一针见血，一语中地，而且妙不可言，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士兵们都想见见指挥作战的人，他们对轻视或不关心他们的指挥官表示反感。士兵们总是相互传播指挥官走访他们的情形，即使是短暂的走访，也看作是对他们的关心。”所以，作为领导者，应该放下架子，走到基层中去，走到群众中去。
此外，企业领导者良好的道德素质也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993年11月16日，广西北海金城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德籍华人哈里驾车与公司三名职员经过八宝村时，有人拦车，说有个孩子被歹徒绑架，要求帮助。这时，有一名职员提醒哈里，这种事最好不要管。哈里却说，这种事不能不管。于是，他调转车头，追上去扭住了两个歹徒，救了孩子，并将歹徒扭送公安部门。事情传开后，记者竞相采访。哈里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情味儿，即使钱赚得再多，活着也没意思。”而且哈里还当即表示要拿出20万元作为社会治安基金，专门用来奖励见义勇为者。哈里的事迹在新闻媒介的宣传下广泛传播开来，一个关心社会问题，见义勇为的企业家的美好形象，很快在社会公众中建立起来，其企业也随之增光添彩，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哈里解救遭绑架的孩子，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却对其企业产生了良好的公关效应，这与那种精心策划的广告、义演等活动，其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