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后，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争夺皇位时的亲身体会，始创了“秘密立储”制度。据《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大臣、九卿等朝中要员，讲了一桩关系百年大计的问题：“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帝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雍正将一份亲书的继位书当众装入匣中，搁置在乾清宫正殿悬挂的“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随身携带，明令死后才可取出，两份相对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从此，“正大光明”匾便成了让皇子们仰视和惦念的地方了。
雍正七年（1729年）冬，雍正染病，寒热时发，饮食不常，夜不能熟寝。八年（1730年）六月，见允禄、弘历、弘昼和大学士、内大臣数人，“面谕遗诏大意”。九月，又将立储密诏示知张廷玉。十年（1732年）正月，再次密示鄂尔泰、张廷玉，“此时圣谕曰，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由于皇帝预立的皇太子是何人，除皇帝外人人不知，这样就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而且皇太子已经册立，其名字放置在“正大光明”匾之后，皇子要想让自己的名字进入“正大光明”匾之后的密诏中，必须竭尽全力表现自己，从而防止公开册立可能造成的皇太子骄纵不法。
从实践来看，这种方法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自从秘密建储以后，各朝均未发生像清初那样结党营私、争夺储位的现象。一直没有出现皇子觊觎储位以致形成争夺储位的现象，可以说秘密建储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一些作用。
雍正选中的人正是传闻中为康熙看好的皇四子弘历。弘历本人在几个弟兄当中，不论在才华上或政治上都处于优越地位，其父死时，他25岁，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统治才能和几年参与军机事务的经验，所以极为顺利地掌握了政权。乾隆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王朝史上的“黄金时代”，也即“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实选对了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