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以文字作品定罪，是专制皇帝用以震慑官吏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清代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当时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雍正时，文字狱愈演愈烈，乾隆朝初期，文字狱几乎绝迹。乾隆朝中期，文字狱骤起，形成高潮，先后共发生了130起左右的文字之案，不仅数量多，其株连的广泛，惩治的严酷也都大大超过前两朝，形成清代文字狱高峰。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最后终于绝迹。
乾隆时的文字狱，除少数几起是追查清初文人著作中流露的反满思想外，大部分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中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而遭杀身之祸的。有个秀才安能敬考试时写了一首诗，歌颂清朝，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四句，被考官认为是有意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而将安能敬交总督衙门治罪。安徽和州人戴移孝和戴昆父子是明末清初人，著有《碧落后人诗集》和《约亭遗诗》，其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反长恨”之类的句子，便认为“长明宁易得”，是对亡明的怀念和眷恋，“短发反长恨”是对清代剃发蓄辫的怨恨。这种文字狱，纯属望文周纳，滥杀无辜，显示了皇帝生杀予夺的淫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
重大的文字狱，不仅严惩犯案者，而且还要追查地方官的“失察”罪，王锡侯的《字贯》案就是如此。王锡侯，江西新昌举人，曾九次进京会试落榜，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发愤著书。晚年编了十本字典《字贯》，在自序中有批评《康熙字典》的话，有人借此告王锡侯“狂妄悖逆”。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对《康熙字典》的批评是“狂妄不法”，但不能算“悖逆”，并把案情上报乾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命将王锡侯从宽判处斩立决，其子孙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未成年之子孙给功臣之家为奴。海成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海成是查办禁书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封疆大吏，目的在于“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这样一来，地方官唯恐犯“失察”或包庇罪犯之罪，因此一旦发生文字狱案件，便如临大敌，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愈演愈烈，地方官吏一见检举他人收藏逆书，便立即立案严办。许多文字狱都是因查办禁书而起，所以当时文字狱就有“书祸”之称。文字狱实为查办禁书的组成部分。乾隆的目的是要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但文字狱的受害者，真正反清的很少，大多数都是无辜的，甚至精神病人也逃不了文字之狱，乾隆朝文字狱的疯狂、残酷和荒唐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乾隆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后果是严重的，造成政治上和学术上沉寂窒息的局面。直到19世纪初，龚自珍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和“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