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生之所以能成名成家，除了有所谓“异禀”和临证实践外，主要在于治学的功力——认真读书的精神。
明代医家缪希雍说：“凡为医师，当先读书；凡欲读书，当先识字”。这是获得医学知识最起码的条件。宋代医家张杲也说：“凡为医者，须略通古今。”这是说当医生要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古人立教，一定要使学医者“先读儒书，明《易》理”。因为“非《四书》无以能义理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在此基础上才学《素问》、《难经》、《本草》、《脉经》等。因为“非《素问》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以从诊候而知寒热虚实之证”。这是指当一般医生必备的条件。而高明的医生呢？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周易》六六，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全科医生必备的条件，而我只是当个专科医生而已，何必如此费精神？实际上，即使当个专科医生，也要旁通各科。明代医家李说：“如欲专小科，则亦不可不读大科，欲专外科，亦不可不读内科。”因此，认真读书，深入钻研，是古代当医生的基本功，也是“大医”或“庸医”的分水岭。孙思邈对那些“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愚医，给予无情的嘲讽，说这些人是“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所以，他谆谆告诫：“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纵观中国医学史，有哪个医药学家不是博览群书，穷极医源的呢！晋代著名哲学家、医药学家葛洪“少好学，家贫穷，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读”，“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汉晋年间负有盛名的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家贫，白天拎着书本上山砍柴和放牧，一有空就读书；晚上或冬闲季节，更是“手不释卷”。当他病重期间，还千方百计向武帝借了一车书来读。南北朝药物学家陶弘景当官时，“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隐居茅山时，更不交外物，读了一万多卷书。清代博学多才的医学家徐大椿一生对天文、历算、音律、击刺、兵法、水利、诗、文、书、画均有研究，尤其是医书，更精勤披阅，往往“兴着时，鸣鸡报晓书还读。”他“穷源及流，自《黄帝内经》以至元明诸书，广求博采，几万余卷，而后胸有实获。”现代医家任应秋也是具有惊人的读书毅力。他从四岁到十七岁，就学了《三字经》、《共和国文》、《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十三经》、《说文部首》、《古文辞类纂》、《清代骈文读本》、《赋学古鹄》、《东莱博议》、《四书》等。后来业医，亦深入钻研《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金匮歌括》、《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灵枢》、《素问》、《脉诀》等等。
以上医药学家在读书的。量上，的确洋洋大观，不是“上车书”，就是“万余卷”。因此，他们在临床上应用得心应手，触类旁通，古方旧法往往能化裁成独特的治疗方法。如徐大椿在治一位患“风痹”症而两股如针刺的病人，就汲取了《黄帝内经》脏腑经络学说的精华，化裁出一种畅通血液，兴奋神经的疗法。即叫一个人做了一张厚褥单，把病妇裹在里面，然后叫一个强有力的老妇把那病妇紧紧抱住，任她她扑叫叫，都不放松，使她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好了。诸如以上例子，不胜枚举。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能读这么多书呢？是否是一目十行？不！古人读书是很认真的。按明末清初名医傅青主读书的程序是“先辨字，再点、读，三四上口，则略能成诵矣。”他们能读这么多书，除了勤奋外，主要在于长期坚持苦读。常言道：“学贵有千”。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是要长期坚持不去。古代医家认真读书的精神好，好就好在有这么一股坚持不懈的牛劲。陶弘景年轻时，专心致志，“老而弥笃”；孙思邈“青衿（入学为生员）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一句话，即活到老，读到老，学到老。以上医家能读破万卷书，像海绵吸水一样，点滴不漏地加以运用，是由于坚持苦读四五十年的过硬功夫而获得的。这种治学功力，应为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