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好点吗？”江科长叫我趁热先把面汤吃了。一大碗粘糊糊的面条儿，上面漂着香油、葱花，里面还窝着两个鸡蛋。我好久没有饿的感觉了，肠胃对于食物就如同我对生活一样厌烦。可是见了这碗香油葱花面，突然胃口大开，馋涎已滴。就像几个月没吃一口东西的饿鬼，顾不得客气，顾不得在众目睽睽之下稍微讲究一点吃相，三下五除二，还没有尝出什么滋味，一碗病号饭已经倒进我的肚里。吃到最后两口才感觉到香味，肚子里仍然觉得空空如也，要是再有两碗就好了！既然想照顾一下我这个病号，为什么不管饱，刚把馋虫勾上来就没了……江科长看出了我的心思：
“老陈，医生嘱咐千万不可多吃，你那个功能紊乱的肠胃一下子承受不了太多的食物。但是你乂严重地缺乏营养！”他又把一包炒花生豆递给我：
“每次要少吃，每天可多吃两次。”他忽然抬头看看同号的其他犯人，那神情是担心他走了以后，其他犯人会抢夺我的花生豆。但又不想把这番意思挑明……犯人们的确馋涎欲滴。
他的相心是多余的，平时犯人尚且不敢对我无理，何况这花生豆是他江科长送的。他这个收审站的大科长亲自到号子里来看望我，为我送吃送喝，已经在其他犯人眼里大大地提髙了我的身价。我向他表示了感谢。但眼下我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
“江科长，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儿子的眼睛到底是怎么瞎的？瞎了一只，还是两只全瞎了？”他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我的心也随之冰凉了。
“根本没有的事！你的小儿子在学校踢球，左眼被足球碰了一下，只是有些红肿。你爱人为了安全起见，防备小孩子不注意再碰着，就用棉纱暂时把孩子的左眼蒙了起来……”“真的？”我不敢相信似的望着江科长的眼。
他神色严峻，不像是哄我。再说也没有必要哄骗一个犯人。
“昨天我亲自到你家里了解这件事，査看了孩子的眼睛，已经快好了。雷彪同志那样讲是不负责任的！”“谢谢！”我松了一口气，可心里并不轻松，雷彪为什么要吓唬我呢？
“江科长，请您实情相告，我是不是得了半身不遂？”“不，医生说你是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这比瘫痪更可怕，“不是发疯的前兆吗？”“你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再加上长期失眠和身体缺乏营养所致。不是所有神经官能症病人都会发疯的，这要靠自己会调理精神。我之所以实情相告，因为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我相信你的理智，相信你的意志，你要多加注意。当然，我也会把你的情况反映给工商局和检察院，让他们加速调查，快点处理。”疯子，我会变成一个疯子！蓬头垢面，胡言乱语，见人打人，见物砸物，随心所欲，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在别人眼里自己是疯子，在疯子眼里其他人又何尝不是神经病！用疯狂解脱自身的痛苦，用个人无约束的疯狂对付社会上有组织、有系统、铁板一块的疯狂，也许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据说疯子不受法律制裁，一疯就自由了。
雷彪就是要把我逼疯，把我吓傻，把我拖死；我死了正好灭口，我疯了他们看笑话，朱刚、刘青萍、许掌妹，还有严茂顺……一想起严茂顺就像有一条毛毛虫在心里爬，他真的背着我跟陶波也做了手脚？不，我绝对不相信陶波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她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再怀疑她简直是一种罪过！我不相信雷彪的话，可他的暗示像一团不祥的阴云，不时地会在我脑子里面盘旋、翻腾。陶波不会看上严茂顺，这一点不用怀疑。但她热情、简单，长期跟儿童打交道，自己也有一副童心，对社会和人的了解像儿童一样单纯幼稚，认为凡是表面上老实可亲的人就一定是大好人。焉知她不会上当？连我都上了严茂顺的当嘛！严茂顺可是个色中饿狼，他酒后自吹，没有他征服不了的女人。他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样的女人需要什么，凡是他想要搞到手的女人，不管她身份多么髙贵，一碰上他就浑身动弹不得……我感到抽搐又要开始，急忙吞下两片药。
我不能老想这些事情，这岂不又中了雷彪的圈套！我不能死，不能疯，应该要求他们带我出去看病。
这是什么药？吃下去为什么昏昏沉沉老想睡觉，我闭上了沉重的眼皮。
从房角装有一根自来水管的地方，传来“咯吱、咯吱”一一耗子磨牙玩的声音。老鼠的牙长得奇快，必须不停地咬东西，把牙磨平。书本、衣服、皮革、木箱最好。没有这些东西，光有石头、铁管它也得咬。如果它停下几天不咬东西，鼠牙就会长长，使它闭不上嘴也张不开嘴，只能等着饿死。牢房里还有耗子，这太好了。光有人，房子里显得沉闷而无聊。我也曾养过一只蚂蚁，以后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耗子比蚂蚁又大多了，是个正儿八经的活物，牢房里好像一下子有了生机。
听声音这么老梆，牙齿凌厉，一定是个大耗子。我真想睁开眼看看，但眼皮艰涩不听指挥，只好闭自欣赏这老鼠牙齿奏出的音乐。
我在南郊区劳动改造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床铺底下发现一窝小耗子，心里腾起一股火。贫下中农对我实行专政，连耗子也来欺侮我，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在我床铺底下做窝生崽。我把那一窝小耗子打死，扔到了门口的粪堆上。中午我下工回来，发现我的床铺上有几十只耗子在闹腾，最大的一只耗子王跟猫一样大。它们把我的枕头、被子咬得乱七八糟，被我打死的那些小耗子沾着满身屎尿，也整整齐齐地摆在床铺中央。原来是大耗了从粪堆上把它们拖到我的床上，正在隆重地为自己死去的儿女开追悼会，当然也是向我示威，床铺上拉满耗子屎。我抢起铁锨，猛一顿拍打，才把那群成精的耗子赶走。连耗子都懂得报仇！自那以后，我对任何动物都不敢轻易伤害。
想起过去这件有趣的事，心里很愉快。看来我应该多想想愉快的事情，给自己安一根精神疏导管，目前只有回忆自己最得意的事情才是唯-的安慰。我有过最得意的时候吗？
我刚到农村的时候，队长分配我掏大粪。每天都在粪便里打滚儿。特别是掏完粪以后盖那个粪坑盖儿，“扑”地一声，粪便像烟花一样四处喷射，我无法躲闪，溅得满身满脸都是粪便。当时又无处去洗澡，吃饭的时候只能把沾满粪便的手在沾满粪便的衣服上擦两下，拿起饽饽就啃。什么叫脏？我只知道饿！当时活计很累，活得也够艰难，可身体毕竟还算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人类上“自由”这两个字的当还算少吗？我现在几乎忘记自由是什么滋味了，真后悔在自由的时候没有认真享受自由。
我掏大粪的劲头以及粪便对我的污染连生产队长都看不下去，他受感动了。说我比农民还像农民，没有一点城里人的酸劲。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不是城里人了，要活着，要吃饱，就得卖命干。干狗事，不像个狗样还行吗？
有一天队长问我：
“你还会别的手艺不？”我会什么手艺呢？心里迟疑着，嘴上却答得很干脆：
“我会理发。”队长算计了一下，一道命令就使我脱离了大粪坑。
“你就以咱们生产队的名义开个理发店，每天交给队上两块钱，队上给你记十分工，多赚的钱归你自己。”其实，我只给自己的孩子推过头，从未给成年人理过发，更不会使剃刀。而农村的老头儿都喜欢让剃头匠把头皮、^下巴刮得锃亮。俗话说人无三天力巴，绝处逢生，还有什么事情能难住我！我借口买理发工具又回到城里，到全市最有名的“凤凰理发店”求爷爷、告奶奶，低三下四送小礼，说瞎话、编故事一自吹苦学理发手艺是为贫下中农服务。连偷带学，用三天时间总算掌握了一点理发的基本要领。回家买了五个大冬瓜，悬着腕子削瓜皮，锻炼手劲和腕子上的功夫。
一个星期后，我的理发店就开张了。头一个顾客就是一位络腮胡子的老大爷，这叫开门先碰上个大辣椒，我的双腿真有点发软。头一刀还敢下，越到后边手抖得就越厉害。多亏我临时想起了一段著名的快板书，叫《大老王剃头》——有个剃头的大老王，挑着担子走四乡。
碰上个地主要剃头，价钱讲定是二斗红高粱。
地主有话讲在先，拉破一个口儿要扣掉一斗红高粱。
地主摘掉大草帽，老王心里直发凉：
这脑袋七棱八角除去沟就是梁，跟猪头长得一个样！老王心里一紧张，“嘈-一-”拉破了一道口儿，“扣你一斗红高粱！”老王心发慌，“噌——”又拉破了一个口儿，地主得意地举起两个手指头：
“扣你二斗红高粱！”老王心里来了气，抡起刀于“噌噌噌”！“我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叫你全扣光！想起这段快板书，我的精神忽然放松了。反正老头儿的脑袋在我手里抓着，管他是地主的脑袋还是贫下中农的脑袋，他的生杀大权操在我大老陈手里，我的双手不再发抖。虽然给老头儿拉破了几道小口儿，总算顺利地过了第一关。
我的操作技术实在算不上髙超，但我的审美意识是一流的。某些小地方可能理得不够整齐，大的轮廓、发型保证说得过去，因此青年人还是愿意叫我理发。那个时候男女发型都很简单，千篇一律，我很快就能应付裕如。顾客越来越多，每月除去缴给队里买工分的钱，自己还能剩个六十多元，比在城里活得还舒心自在！公社书记也叫我推过几次头，当然是一分不收还要侍候得格外小心。我边推头边陪他说闲话，他认定我是个“能耐人”。很快，新的机遇又降临到我的头上：公社调我到拖拉机站当技术员。
拖拉机站黾养着十四个大爷，农闲的时候他们打扑克、下象棋，一到农忙的时候拖拉机就坏。我去了以后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大爷们捣蛋，我自己学会了开车，他们便拿不住我。我上中学的时候就会骑摩托，开拖拉机如同闹着玩，梢带着连汽车的驾驶执照也拿下来了。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聪明，至少不是笨人，车钳铣刨，画线下料，我都能来两下子。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收人。有了钱就好办事，可以让领导高兴，也可以让下边的人听话；可以赏，也可以罚；还可以整治人！有人出难题难不住我，有人叫板也叫不住我，只要有事业可干，七股八叉、勾心斗角，我不在乎。由技术员升站长，由站长升厂长……天无绝人之路，我陈公琦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活得下去，连掏大粪都能掏出花样儿，当犯人也熬上个犯人头儿……号子里又响起老鼠磨牙的声音：
清脆悦耳。我害怕惊动它，慢慢睁开了眼睛一“咯吱、咯吱！”墙角的自来水管连接着楼下的女牢房。一个我没见过的犯人蹲在地上，用手抠水管四周的水泥块。我抬起身子招呼他：
“喂，你想干什么？”他没有理睬我，连头也没有转过来。也许是我的声音太小，他没有听见。
犯人们见我醒了都凑过来：
“别喊了陈大爷，他是哑巴！”哑巴？哑巴能犯什么罪？怎么也来到I这个地方？他似乎感到用手抠不过瘾，抓住水管用力摇晃，那意思似乎是想把楼板摇出个窟窿！他穿着背心短裤，皮肤像黑紫色的缎子一样油光发亮，一用力身上的肌肉隆起，疙里疙瘩，一副令人羡慕的好身板。脑袋剃得精光，上下一个颜色。没有人知道他犯的什么案，叫什么名字。更猜不透他成天跟那个自来水管玩命又是为什么？
“陈大爷，你这冋可捞够本了，吃完了睡，睡醒了吃。”我的确是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卜来天，这其间收审站的医生来给我打过几次针，右半身的痉挛基本上能控制住了，只是身体太虚弱，脑袋还有些昏昏沉沉。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躺下去了，越躺越不想起来，有一天想起来恐怕就真的起不来了。我若不想死就得尽可能多活动，恢复右半边身子的机能。我试着慢慢下了地，腿脚好像不是属于自己的，沿着床边走了几步，血脉渐通，腿脚才开始灵&便起来。估计快到吃第二顿饭的时候了，我想漱口洗脸，让自己清醒清醒。老犯人到便池给我接凉水的时候，不得不让哑巴挪开一点地方，他站起身看看我。
我冲他笑笑。
他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虽然吐不出含义明确的字眼，但五官却如同一块微型集成电路板，能表达各种丰富多变的感情信息。
明白他的意思是向我表示关切，问我身体感觉如何？
我感激地对他点点头。
我在昏睡的这段日子里，号子里又来了三个犯人，除去哑巴还有一老一少。那年轻的贼眉鼠眼，相貌猥琐，我猜测可能是“皮子”（小偷）或“黑线”（晚上拦路抢劫）上的人物。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向我露出谦卑的笑脸。
“我叫范天文。”“犯的什么案？”他还有点扭捏，似乎不好意思说出口。
号里的老犯人不耐烦了：
“陈大爷是号长，问你什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进了这个号子算你烧了高香，要在别的号子早把你打熟了！”“瞧你这个假眉三道的癩样儿，天生是个‘鸟屁’！”犯人们七言八语，有些不逞之徒大概早就手痒痒他们天生喜欢阴暗.我这个号长可能不如崔朝柱更合他们的口味。
范天文确实被吓住了，赶紧低下头老老实实地说：
“我是吃白钱的。”我想“吃白钱”大概就是偷盗之类的行当，为了别惹起是非我没再详细追问他。另外一个小老头，倒是慈眉善目，一副和气生财的样子，他见我把脸转向他，主动地点头赔笑：
“陈大爷。”“哎，可别这么叫！”我赶紧摆手，“别看我胡子拉碴，比你小得多。这样叫我折寿。”“别客气，我今年整五十。”“比我大七岁。贵姓？”“免贵姓刘，单名叫义。”我笑了，这个刘义有点买卖人的习气。不觉也换了一副开玩笑的口吻：
“阁下犯的什么案？”“咳，说来惭愧！”他像演员一样有声有色地仿佛要起板开唱：
“伪造股票，倒卖了一点粮票，我的职业是金银首饰匠，在干活的时候碰巧也会做点手脚……”一个性急而又只会暴力抢夺别人钱财的犯人插嘴问：
“股票也能伪造？这么说你还会造假钱？”“小兄弟，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不能伪造的。诸位以后如果需要刻图章，需要各种各样介绍信、证明信、工作证、记者证，请去找我，我一定效力。可是一条，这次进来不知还能不能被放出去？”犯人们被他那幽默乐观的神态逗笑了。
刘义是个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的人，很快就贏得了犯人们的好感。
我对他的职业更感兴趣：
“这么说你对金银首饰一定很内行了？”“不敢，略懂一点皮毛。”“解放前夕，母亲把家里的金银细软裹了一大包揪，交给我亲叔叔带往香港，让他站住脚以后派人来接我们全家出去。这些财宝实际上都是我母亲的，外祖父家相当有钱，连他们家的房子都是照故宫的样式盖起来的，只是比故宫矮一点。谁知叔叔到香港以后把这笔钱占为己有，根本不跟我们通音讯，后来他成了一家大表行的董事长。至今，兄弟、叔嫂之间视为仇敌。家丑家丑，家家都有。”刘义见我突然不说话了，就试探地说：
“陈号长，尊夫人如果有金银首饰需要加工，我出去以后一定愿意效劳，可以分文不取，保证不缺分毫。”母亲手里确实还有几件金物，说了几次想给陶波和我的女儿改成戒指和耳环。我笑着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