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作战室只有十来个人，住在西柏坡岭前，紧挨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院子。”原作战室主任张清化回忆道，“参谋人员大都是跟毛主席转战过陕北的。室里分为我军科、敌军科以及资料、地图等小组。人虽少，却把敌我两军的编制、序列、兵力部署、战场态势掌握得一清二楚，既要汇集敌情，又要统计战绩、公布战报，五六个参谋管全国，工作效率极高。
“战时活动方式跟现在不同。那时，毛主席主要管打仗，他住在北屋，卧房连着办公室，身边有两部立式军用电话和两个土造电铃。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周，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
“我们参谋人员负责标图，用的是战场上缴获的黑白图。”性格沉静的赵云慈回忆道，“我们用电光纸剪成三角旗，粘在大头针上，代表双方兵力。根据战场的态势，每天将它们在地图上搬来搬去。那时，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天天往毛主席屋里跑。再大的事，3个人一碰头，就下了决心。他们一去，敌军科的江友书就跟着去‘搬旗’，一面蓝旗代表一支敌军。敌情天天变，他就天天来回‘搬’。”
“有时，下面报上来的敌情也会有出入，周副主席就找我们去核实。”矮小精悍的成普说，“他对参谋人员很严格，要求‘及时、准确、对答如流’，不知就不知，不许用大概、可能这些词。有一回，我送一份战绩统计给周副主席，他看后皱起了眉头：‘哎呀，歼敌总数和具体番号怎么对不起来？少了一个旅嘛！’我一查，可不是。周副主席放下笔严肃地说：‘同志，我们发的东西不光全国要看，世界上也在注意呢，工作不精细，要犯错误哩！’”现年70岁的成普脖子上挂着一副老花眼镜，坐在西安干休所的会客室里呵呵笑着，回忆他挨训的经历。
“周副主席当时兼军委总参谋长，什么事都要经过他，工作最忙，每夜都伏案到天亮，因为一到晚上，各地的电报都来了。他习惯在早上五六点钟睡觉，中午12点起床来吃早饭，下午接见各地来的同志。”戴镜元深情地追忆，“打黄伯韬那回，我去送电报，连续几个上午看见他和主席都没睡，心里真有点沉重。”
“战斗紧张时，主席天天不沾床，累了就在帆布椅上躺一躺，躺椅也是陕北带来的。”当过毛主席卫士组长的李银桥对笔者说，“他写文件写得脖子酸，就仰仰头，扭扭胳膊，在屋里来回走步，走步时也想问题，有时把脚踢到墙根上。主席动脑筋时不喜欢别人问话，这时催他吃饭他就会发火。但过了一会儿，忽然又叫：‘我饿了，怎么还不送饭呀？’其实，饭菜早就摆好，都已经凉了。”
“平时，他也开玩笑，逗小孩玩。”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恬静地靠着茶几，接过话头，“有时，他还到滹沱河边兜上一圈。他一般不大讲话，碰到哨兵，问问多大年纪，哪里人。一次遇上炊事员，他问：‘烧的煤是哪里来的？’炊事员回答：‘唐山煤。’又问：‘那么井陉煤到哪里去了？’哦，对了！有几回，我还听见他哼京戏呢，有板有眼的……”
“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李银桥补充了一句，夫妻俩咯咯笑了起来。
以后当了济南军区副参谋长的刘长明感慨地说道：“当时，我们都才20来岁，精力正旺。眼看革命快胜利了，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一天三顿，端着搪瓷碗蹲在院子里吃饭，觉得特别香，空下来，几个参谋还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给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国旗图案哩。”
几乎所有的人谈起西柏坡，都没忘记周恩来当年说的一番话：“我们这里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却在指挥世界上少有的大仗。”他自豪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枪，二不发人，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叫部队打胜仗！”
……戴镜元送来的情报使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不安起来：黄维兵团在黄家、宝集地区遭受中野一纵沉重打击之后，仍全力东进；碾庄黄伯韬兵团仍负隅顽抗；寻歼邱、李屡不得手……
张克侠、何基沣率领战场起义始末
淮海战役开始后，华野山东兵团三个纵队由邹县、滕县等地挥师南下，向韩庄、台儿庄一线勇猛出击。
驻守在韩庄、贾汪、台儿庄一带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所属的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共23万余人，在我强大军事攻势压力下，经我党各方面的工作，在其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率领下，于11月8日举行了战场起义。
具体情况和经过如下：
为实现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略意图，华东野战军前委领导陈毅、谭震林等人一方面命令各纵飞兵追击，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调动内线力量，积极做好策反工作，争取沿运河设防，处于正面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适时起义，让开通道。如能成功，山东兵团即可飞兵南下，直插大许家、曹八集陇海铁路段，切断黄伯韬的退路。
第三绥靖区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后，残部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这支部队在对日军的作战中英勇杀敌，屡立战功。九一八事变后，在喜峰口夜袭敌寇，歼敌1300余名，夺得了振奋全国的喜峰口大捷；七七事变时，在卢沟桥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1938年7月挺进临沂，途中歼敌2000余人，又在沂河西岸与日军激战3昼夜，毙敌6000余人。在以后的宜昌、长沙保卫战和中原、南漳会战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在8年抗战中，该部有万余名将士以身殉国，出现了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著名抗日民族英雄。
对于这支部队，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早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以极大的精力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进行了争取和教育工作。1926年3月，派刘伯坚、邓小平等主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发展中共党的组织，宣传进步思想，素有“第二黄埔”之称。以后，共产党又通过派入党员，组织进步骨干赴延安学习，由共产党地下党员主办干训班和创办子弟中学等形式，有组织、有领导地秘密宣传共产党的理论、政策，灌输爱国爱民思想，这些对教育和争取中下层军官向革命方向靠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还在该部秘密发展党员，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和该绥靖区副司令兼第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
何基沣
何基沣（1898——1980），字芭荪。河北蒿城人。青年时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北平陆军大学。曾长期在冯玉祥部任职。1937年7月7日，在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任旅长时，率部驻守卢沟桥，奋起反抗日军的入侵，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七七抗战后，历任第一七九师师长、第七十七军副军长、军长等职。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任徐州绥靖公署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七十七军军长等职。
张克侠（1900——1984），原名张树堂。河北献县人。1922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冯玉祥部任教官、军士队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27年初，在妻姐夫冯玉祥的保举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底回国后任师参谋长。1929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第六战区高级参谋、战区副参谋长、第五十九军参谋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
此刻，在淮海大地上空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告华东局，要其派人与第三绥靖区两位特别党员张克侠和何基沣取得联系，共商该部的起义事项。据此，华东局社会部交通巡视员朱林、华野第十三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杨斯德，先后潜入第三绥靖区，策动该部在战役开始时起义。
朱林以中共华东局代表的名义，到达徐州后，经中共秘密工作人员王耀华介绍，被安排与张克侠同室居住。张克侠及时与何基沣通了气，并安排朱、何见面。3人会晤后，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到第三绥靖区主要军官的政治表现，都一一作了分析，对国民党徐州兵力部署的最新情况也作了充分交谈和估量。
张、何表示，条件已经成熟，只要一声令下，除少数外大部能起义。朱林感到第三绥靖区的起义准备工作基础较好，并希望争取冯治安一起起义，朱林为了亲自对冯治安进行考察，由何基沣出面安排了一场宴请。被邀请者除了冯治安外，还有冯部的参谋长陈继庵及一些军长、师长。
宴请在何基沣侍从室隔壁餐厅中进行，朱林躲在侍从室观察，席间，冯治安慷慨陈词：“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蒋总统一定要花大力气的，目前已调集了很多精锐部队，而且还将继续调来，我们有足够的实力与共军决一死战……希望各位将领能通力合作，加强前线防务，准备迎战！”一席话，其反动嘴脸暴露无遗，为此，朱林决定暂时放弃对冯治安的争取工作。
经过考察，朱林返回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曲阜，向华野领导谭震林等人作了全面汇报，谭震林亲自与朱林交谈了一个晚上，并作了指示。朱林后来去南京、上海等地执行其他重要任务，其后继工作由华野第十三纵队政治部的联络部长杨斯德接任。
9月，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向杨斯德布置任务，要他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向张克侠、何基沣传达陈毅的指示，进一步了解该部情况和摸清高级将领的态度，争取第三绥靖区一部或大部起义。舒同特别强调，陈毅司令员要求力争动员冯治安能和部队一起起义，以便扩大政治影响。
杨斯德受领任务后，再赴曲阜华野前指，听取了陈士榘参谋长介绍的敌军态势、解放军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并研究解放军如何配合起义行动的问题。然后，经兖州、济宁，到达在山东滕县境内的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10月中旬，杨斯德在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地下交通兵孙秉超陪同下，经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的防地秘密进入贾汪，先后见到了何、张两将军，分别向他们转达了陈毅司令员的问候和指示，并同他们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保密和活动方便，杨斯德化名陈惠国，以南京派来的“高参”身份出现在何基沣的贾汪前线指挥所。
杨斯德在贾汪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成员有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地下交通员孙秉超，何基沣的副官李连城，一一一团三营营长王世江，二营机枪连连长冯志中；二、摸清了主要军官的态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工作，阐明形势，宣传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三、帮助安置迁往江南的该部军官家属，以解除官佐的后顾之忧。
但是，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张克侠、何基沣为代表包括孟绍濂、过家芳的进步力量，和以冯治安为代表包括李文田、陈继庵、刘振三、王长海等顽固势力，长期存在并不断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
冯治安以为蒋介石有美国做后台，国共两党斗争的前途未卜，蒋又曾一度许愿冯出任河北省主席，更使冯对蒋抱有幻想。但冯治安又想以第三绥靖区为资本，可名利双收。因此，对张克侠是礼遇有余，戒心未释。冯虽然知道张克侠暗中与共产党有往来，但一则没有抓到真凭实据，二则有碍于张是冯玉祥的联姻兄弟，且从不与他争权。即使有所“不轨”没有实际兵权在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何况还有陈继庵暗中监视呢！因此，冯治安对何基沣倒还放心，但是对何基沣则戒心不减。因为当年何曾被怀疑是“通共”要犯在重庆受审期间，陈诚、何应钦、张治中、张厉生等人三番五次审问，都没有查出破绽。最后，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在何应钦的“任劳有余，任怨不足，建议返回原任”的报告上写了一个“行”字。但是，蒋介石并不放心，他密令派往五十九军有多名谍报参谋，直接与军统特务机密通电。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在人事上安插亲信，对师、团、营长进行了较多的调整，借以控制局势。但济南战役之后，特别是吴化文的起义，使蒋介石对第三绥靖区越发不放心了，首先免去了张克侠担任的徐州地区守备指挥官职务，改由冯治安担任。继而又换为李弥，并将一三二师调出城区，将防务交给第八军。9月间，蒋介石又电令第三绥靖区全部军官家属迁居江南，违者以“通匪”论罪，实际上这是要把家属作为人质，要挟第三绥靖区军官听其摆布，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给起义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10月底，杨斯德返回曲阜，向粟裕代司令员、陈士榘参谋长汇报了上述情况。粟、陈在听取汇报后指示：战役于11月8日发起，届时以华野七纵、十一纵、十三纵从第三绥靖区正面渡河南下，切断徐州同黄伯韬兵团的联系。要求何基沣、张克侠所部按计划在战役发起时起义，让开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解放军顺利过河。同时决定：起义部队联络口号为“杨斯德”，夜间反穿棉衣，手电光明灭3次；起义后，一路由刘庄到兰陵，一路由台儿庄到兰陵；起义时，杨斯德在指挥所协助张、何统一指挥，孙秉超在过家芳师，李连城在一一一团，具体实施起义计划。
随后，杨斯德和孙秉超再度进入贾汪，按照上述要求作了具体部署。
11月1日，杨斯德和孙秉超经刘庄一一一团三营防地来到贾汪。当天晚上，何基沣向杨斯德详尽地汇报了起义准备工作和估计可能发生的问题，共同研究了应急措施。
然而，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张克侠
11月2日，张克侠从徐州打电话给贾汪前线指挥所的何基沣，谈了徐州刚刚发生的一个情况：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以看病为由要去上海，而且冯治安已经批准。张、何二人认为，刘振三的出走，是他察觉了起义的动静，不愿随部队行动。但是他在离开之际，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明确告诉大家：“部队有事要听孟副军长的。”很明显，这是一种暗示。应该说，他走对起义有利。可是谁能担保他不会向冯治安透露起义的情况？
正在这时，反共的三十七师师长李宝善命令驻韩庄的一一一团团长张兆鞭率部撤回运河南岸，到利国驿师部附近待命。明眼人不难看出，李宝善的用意旨在防止突变。针对新的情况，何基沣密告团长张兆芙，把由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掌握的一个营留在运河以北，以便同解放军接头联系，必要时可先带头起义。